1949年10月1日的下午3时许，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一个带有湘味的口音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个声音不仅让全世界的华人扬眉吐气，激动振奋，也让世界感到震惊。有外电评论：东方的睡狮醒了。

如果顺着时空隧道往回行进，会惊奇地发现，1949年10月1 日北京的那一幕，在1931年11月有过一次预演，地点在江西的瑞金。核心人物还是这位带着湘味口音的人，他叫毛泽东。

很难想象，一次开国的盛典会选择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地方，以那样的方式。

一大早瑞金就苏醒过来了，山区的清晨，有些薄雾淡淡地飘荡，叶坪村就被这淡淡的薄雾笼罩着。这应该是个进入历史的日子，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毛泽东一大早就来了，和朱德、项英、任弼时等一起步入阅兵场。几天后，“一苏大”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再过十来天，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他们三人同时被选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决定举行阅兵典礼前还有过争论，因为红军在9月中旬才刚刚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强敌还在环伺，他们的飞机随时可能进行轰炸，军队随时可能进犯。但“一苏大”要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开国盛事，岂能无阅兵？这点气魄还是要的。除了气魄，更多的是借阅兵这一载体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信息的内容有信心、坚强、从容。

参加阅兵的红军有不少是从前线抽调来的，他们身上的硝烟味还在，腿上沾着急行军的尘土草屑，身上落满暗夜的露水。红军将士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叶坪，威武雄壮地通过阅兵台，又向四面八方散去。

当时，叶坪村中间有一块长满小草的平坝，如同一个天然的广场。为了阅兵，广场上布置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检阅台，检阅台正中横挂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检阅台”的大幅红布。后幕上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两边为中国工农红军军旗。检阅台正前方悬挂着两盏雪亮的汽灯，把广场映得如同白昼。 参加受阅的部队主要有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军的代表，红军随营学校代表，警卫部队代表等。

认为要防备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真不是过分担忧。红军在与瑞金交界的福建长汀县布置了一个假会场，果然被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到了。“一苏大”开幕这天，国民党军出动飞机，对长汀进行狂轰滥炸，将假会场炸了个稀巴烂。就在敌机对长汀的轰炸声中，“一苏大”在瑞金隆重开幕。

早晨7时整，阅兵式开始，一队队英姿勃发的红军战士，或肩扛枪，或抬着钢炮；一列列赤卫队员，手持大刀，肩扛梭镖，分四路纵队，由南向北，健步行进。毛泽东、朱德等，骑马检阅了受阅部队，并率领受阅部队宣誓，使红军将士们士气大振。

从现存的两张照片上看，受阅红军精神抖擞，有些战士还睁着好奇的眼睛打量着。他们打站着将要诞生的共和国，打量着的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名字叫“苏维埃”。

毛泽东也在打量着这些红军将士，他的目光穿过淡淡的薄雾，从红军将士的头顶扫过。他清楚，中央苏区有今天的局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成立，靠的是有这样一支铁的红军队伍。虽然现在还不是很强大，还面临很多困难，但这里的老表们都知道“云开雾散见日头”，在雾霭沉沉的高远之处，定是一片晴空。

在强敌的环伺中阅兵，不仅需要想象力，而且还需要有巨大勇气。这样的阅兵在世界上还有过一次。1941年冬，德军重兵包围苏联首都莫斯科。在这极为艰险的历史关头，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于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阅兵式，给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人民以巨大鼓舞。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之中，阅兵完毕，参加阅兵的苏联红军斗志昂扬，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

瑞金阅兵，莫斯科阅兵，相隔10年的同一天，在相似的环境，以同样的形式传递着一个同样坚强不屈的信念----我们一定胜利！

在战争状态下建国，不是件容易的事。

立国首先要立法。从12日到18日，参加“一苏大”的600 多名代表先后听取、讨论了《关于劳动法草案报告》《关于土地问题报告》等报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和红军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困难群众问题、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问题等决议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第一部苏维埃国家根本大法。这部大法有以下基本表述:

“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量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他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大法把国家的性质、建国的基本目的、国家的主体、人们享有的基本权利表述清楚了。

一个国家级新政权的建立，总要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向外界传递在这个政权覆盖下，人们享有哪些基本权利，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依靠这样的权威规定，才能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下、紧促的时间中，但既然立国，就得有立国的标志，所以在“一苏大”的决议中，就有在瑞金建设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六大建筑”的内容。细细打量叶坪的这些建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它们可以和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相互对应。

阅兵台——天安门城楼；

红军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央政府大礼堂——人民大会堂；

红军广场（阅兵台和红军烈士纪念塔之间的开阔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开阔地)。

两次建国的程序上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是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由新政协会议决定。

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定在瑞金，改瑞金为瑞京；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在北平，改北平为北京。

都举行了阅兵仪式。

在“一苏大”闭幕时，举行红军烈士纪念塔奠基仪式；在新政协闭幕的当天——1949年9月30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

“一苏大”开幕的当天晚上，上万群众在叶坪举行提灯晚会以示庆祝；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晚上，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焰火晚会， 数十万群众在广场欢聚一堂，庆贺新中国诞生。

红军烈士纪念塔四周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题词。

毛泽东的题词是：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的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周恩来的题词是：红军烈士们的英勇血迹，凝结成铁的红军之不可战胜的力量，写下了国内战争光荣的历史，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烈火当中，我们要继续烈士们牺牲精神，为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奋斗到底，为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是毛泽东手书的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为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手书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文内容还依稀能看出两位领袖当年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的衍化和升华的痕迹。

如果在图纸上展现，其实不难看出，天安门广场就是放大的叶坪，而叶坪就是浓缩的天安门广场。新中国缔造者们凭着自己深刻的文化记忆，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办公场所从瑞京搬到了北京。这不仅仅是超越时空的搬家，还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传递。

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的造型很别致，为一枚竖立的炮弹，以这样的形象标示着塔的文化身份。纪念塔高13米，塔身布满一粒粒小石块，象征着无数革命烈士凝结而成。塔座为五角形，四周分别镶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项英、洛甫、王稼祥、 凯丰、邓发等领导人的题词和建塔标志共10块碑刻。塔的正前方地面上用煤渣铺写着“踏着先烈血迹前进”8个苍劲大字，与烈士塔形成一幅完整的构图。红军烈士纪念塔于1933年8月1日动工。史料记载，工程一开始，在中央苏区就掀起了一股自动为纪念塔捐资的热潮：中国工农红军残废院捐大洋21元2角9分6 厘；直属医院政治部捐大洋8元7角1分；一军团8月30日来电，已集中捐款240元……

在这些难以准确记数的募捐队伍中，叶坪村谢益辉老人的故事特别令人感动。当时，他已年过花甲，唯一的儿子参加了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光荣牺牲，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红军烈士塔开始修建后，谢益辉老人将多年积攒下来准备买棺材的3块大洋也捐了出来。工程筹备处的同志知道谢大爷的情况，说什么也不肯收，谢大爷激动地说：“你们一定要收下，我连儿子都献给了苏维埃，你们就让我为儿子和其他烈士尽点心意吧！”就这样，从前线到后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战士，从军人到农民，一双双热情的手，一颗颗滚烫的心，为了缅怀牺牲的将士，他们省吃俭用，在有限的津贴和伙食费里抽出1元、 2元、1角、2角，甚至1分、2分来支援纪念塔的建造。纪念塔竖立起来，它凝聚的不仅仅是烈士的鲜血，还有活着的人们和众多苏区人民对这些为共和国牺牲的烈士的一种情感。情感折射出人心。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瑞金开始长征。一个月后，国民党军进驻瑞金开始疯狂地报复。国民党将领陈诚来到叶坪的红军广场，他骑马围着红军烈士纪念塔绕了3圈，塔上塔下细细打量一番，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他实在难以理解，这些共产党人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不仅能生存下来，而且生活得还很有情调、很有品位。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一面用战争来抵拒战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一面在不断的战争缝隙中格调雅致地生活着——建纪念塔等永久建筑、编戏演戏、文学创作、办报办刊、普及教育、体育比赛，这哪里是在重兵围困之中的生活，这似乎是巴黎的景况。如此看来，国军在战场上没有赢，而在文化这个战场上更是输了，输得很惨。这座纪念塔就说明了这一点。愤恨与震撼交织，他找来随军的摄影师从各个角度拍下了六大建筑的照片，之后命人将六大建筑摧毁。后来，这些照片收集在他的《石叟丛书》里。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些照片资料曾作为瑞金按原貌重新修建六大建筑的重要依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追求的结晶。

是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还是仅仅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浅层面？这是两种不同信念的投向，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构建。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以往所有朝代的分水岭。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目光，在追寻着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红色政权仍处在白色恐怖的包围、分割中，无论是政权还是军队，其生存状态依然险峻，但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成立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4专》这样表述：“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案，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临时中央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针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

这段表述，传递出一个突出的意思是“统一”。结束帝国主义的分割，结朿军阀割据，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全国政权第一次提出的施政方略，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对这些共产党人来说，这样的探索和实践，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

“统一”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发行了货币，结束了原来苏区各地并行流通150多种货币，甚至清朝的铜板，金融市场杂乱无章的局面，建立起新的经济制度和金融秩序。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其意义不仅仅是在白色恐怖中建立一块红色政权，将全国的红色政权和军队统一起来，它还创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这是在战乱、动荡、黑暗中国社会中的一个明亮色块：战乱之中的祥和，动荡之中的安宁，黑暗之中的光明。耕者有其田，学者有书读，婚姻可自由，经商讲公平。以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为最显著特征的社会形态，在中国几千年的 文明中第一次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这是一次社会文明 的质的变化，它宣告，过去的人压迫人、人欺负人的社会形态由苏维埃共和国终结。

你看，在这块土地上，人们不仅享有着自由平等，还第一次吸吮到现代文明的空气。

苏维埃政权的构建者们给这块长期封闭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现代戏剧，仅1931年自编自演的剧目就有《庐山之血》、《杀上庐山》（罗瑞卿等编演）、《农奴》（李伯判改编）、《最后的晚餐》（钱壮飞执笔）、《为谁牺牲》（李伯钊、胡底、钱壮飞创作)。从1931年到1934年，七维埃共和国存在的短短三四年，在苏区创作演出的戏剧就有20多部，这个数目就是放在和平时期也是高产。创作演出的是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的能人。《江西省苏区志》记载，1930年，红军学校倶乐部每周都举行晚会演出话剧，官兵、军民共同演出，蔡畅、何叔衡、徐特立等常客串演出。据1933年统计，湘赣苏区共有专业和业余的新剧团71个，歌舞团11个。另据《江西通史）记载：各文艺团体联合成立了工农剧社中央总社，并在各地设立分社。它们还拥有一批红色文艺明星，建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

看演出的多半是驻地的老百姓。对这些祖辈居住在封闭小山区的百姓来说，看现代戏剧是做梦都没有梦到过的事，而现在是隔三岔五就来这么一次。在台上台下欢乐、激愤的情绪交融互动中，这些山村百姓们在短短几年把祖宗八辈子没有享受过的精神大餐全享受了。在密集享用精神大餐的过程中，他们的文明素质悄悄提高了好几个等级。这戏，演得真好。

除了戏剧，在苏区兴起的还有现代体育。1933年5月30曰，在瑞金叶坪的红军广举行了第一届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这是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综合运动会。参加运动会的有红1、红3、红5军团，中央机关，江西、福建各省市的160多名运动员；比赛的项目有足球、篮球、网球、田径等18个；观众有两三万人。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为运动 会题词“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不仅题词，毛泽东和其他领导还亲自担任比赛裁判工作，成为共和国体育史上最早的裁判之一。除了这次正式的运动会，自1930年中华苏维埃政府筹建到1934年红军长征，苏区的体育活动从未中断过。

还有文艺创作。类型有红色歌谣、新诗、活报剧、戏曲歌舞、话剧、美术创作等。据《江西省苏区志》记载，仅当时的《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出版的《革命歌曲》就曾一版再版，发行超过 2万份。而在1931年至1934年，在《红色中华》报上刊登的宣传画、漫画就有140多幅。

承担这些现代文化传播使命的，是苏区数量众多的报刊。据统计，从1931年至1934年，江西各苏区共创办报刊200多种,中央苏区就有160种，湘鄂赣苏区也达百余种。《斗争》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发行量有两三万份；《红色中华》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1931年12月创刊时，发行量只有3000 份，后来一路攀升，增加到四五万份，超过当时行销全国的《大公报》；《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和《红色中华》报同一天在瑞金创刊，邓小平曾担任过主编，发行量有 17000多份；发行量比较大的还有《青年实话》，这是共青团苏区中央刊物，发行量达3万多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 还建立了各级出版机构，出版大量书籍，仅中央苏区就出版书籍 350种，发行数万册，内容有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泽东、张闻天、刘伯承等领导人的文章单行本等。

数量最多的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教科书，有100多种，如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的《工农学校课本》《夜校课本》，中央出版局出版的《工人千字课》，还有一本徐特立主编的《自然常识》。据《江西通史》记载，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因而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与广度，超过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任何一个地区。这个信息令人振奋。有数据统计，1932年，中央根据地会昌等14个县共办有列宁小学2221所，学生8.23万人，其中女生近2万人，兴国县儿童入学率达到60%以上。而当时教育发达的江苏省，全省入学儿童还不到6万人，入学率仅13%。还是据上述同一统计，中央根据地14个县共办夜校3298所，学员5万多人，最为突出的是，兴国县妇女占夜校总人数近七成。

以儿童教育、成人教育为主，以干部教育、军事教育为辅，短短几年，苏区的教育网络基本形成，并覆盖苏区所有人群。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甚至包括晏阳初在洛克菲勒资助下在定县进行的‘豪华’的群众教育实验。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据说80%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高。”

当然，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技术，这些出版物有铅印、油印、石印甚至雕版印。这四五百种发行量不输于现媒体的报刊、数百种书籍和难以计数的教材课本，构建成众多的、内容丰富多彩的板块，承载着现代文化，密密地覆盖着叫作“苏维埃”的土地， 向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播下现代文明的种子，投去现代文明的启蒙教育，让他们的启蒙普及比之其他地方要早近20年。

从这些来自久远的资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苏维埃共和国创建者们能文能武，台上演戏，台下办报办刊、写诗、编写教材当教师，开展体育运动，生龙活虎，知书达理，文明礼貌。 他们应该是一群身心十分强健的人。他们的出现和行为，犹如暗夜里的火炬，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犹如寒冬里的篝火，温暖着人们的身心；他们给封闭的黑屋子开凿了门窗，让阳光和新鲜空气涌进来，让里面的人们看到了外面多彩的世界；他们给封闭 ？ 几千年的苏区带去一股强劲的现代文明之风，快速推动着这块土地向现代文明靠拢。由这样一大群于困厄之中不坠青云之志的人  组成的领导阶层，由这一阶层创建并倡导一种新的思想文化，由这样一种全新的思想文化去影响更多的人，这样如滚雪球般的凝聚壮大，最终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

一种新文化的创立，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有一块较大的地域；一定数量的人口参与；一段较为稳定的发展时间；有多种新文化的样式；有覆盖不同人群的学校；拥有一批承担各类新文化的创造、启蒙和普及的人才；有明确的文化、教育规划；有一批数量相当的文化成果。当时的中央苏区满足了这些条件：全盛 时期设立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60个行政县，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中央苏区实际存在近4年。

一种全新的文化以其绚丽耀目的形态开始在苏维埃共和国的范围内生长集聚，这种文化的基调为红色，“国家独立解放，人民当家做主，民族复兴自强”是这种文化的宏大构架；到延安时期，这种文化进一步壮大发展，以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这种文化已基本定型并形成一股滚滚洪流；到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文化以其巨大的能量和鲜明的色彩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主旋律，进入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史。

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第一部宪法为标志，建国的制度和理念基本确立。

核心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

基本大法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国家的主体是人民。

在基本大法的架构下，还建立起了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运行，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一次高位全面实践。这个实践从建立县一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开始，往下建立区、乡一级苏维埃政府；往上建立省一级或相当于省一级的边区政府；取得不同层级的执政经验后，建立国家一级的红色政权。

从井冈山根据地开始的执政实践，在确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做了全方执政，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