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正当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偶然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那里得知，他们找到一本毛泽东1930年写的小册子。田家英出于多年做毛泽东秘书的敏感，立即把这本小册子要来，并送交给毛泽东。

当这本纸张已经变得发黄的《调查工作》小册子送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很快，这本小册子被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还特地为此写了一段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多年不见了。1961年1月， 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值得毛泽东如此高兴而重视？

1930年5月，红4军攻克寻邬县城后，在那里工作、休整了一个月。

毛泽东却没有休息，他习惯利用征战的间隙做调查。在寻邬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开了10多天的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的调查对象有11个，其中有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已失业的知县衙门小官吏，几个中级干部和一部分下级干部。

这次调查结果，毛泽东整理成8万多字的《寻邬调查》。

就在寻邬调查的同一个月，毛泽东写成了《调查工作》一文，这是毛泽东结合自己多年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理论总结。

从调查入手，写文章、做研究、定政策，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习惯。在《调查工作》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有感而发，因此，文章一幵篇他就很直白地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个警句式的观点，之后被人们反复引用。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对于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关系，毛泽东用了一个通俗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二者的逻辑关系清楚明了，人们一看就懂。

《调查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最为精辟而深刻的论断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在文中直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写完这篇文章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一个通知中又写道：

“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一切从实际出发，先调查研究，而且要做正确的调查再下结论。毛泽东把他多年养成的好习惯带到了井冈山。

1928年10月，毛泽东住在宁冈县的茅坪，忙着为即将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贺子珍回忆：“在决议里，他总结了井冈山和九陇山两个革命根据地，在全国白色恐怖的包围中站住脚跟，并不断壮大的经验。这个决议的一部分，后来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题，公开发表。”

此时，毛泽东到井冈山开辟根据地刚好一年。这一年来，毛泽东和红军一面征战，打破敌人的“进剿”“会剿”，一面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建设。在内容丰富的斗争中，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上升至理论加以阐述。

文章中，毛泽东从6个方面对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做了全面分析和阐述：一、国内的政治状况；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三、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四、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五、经济问题；六、军事根据地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

毛泽东所说的“奇事”是指：当初上井冈山时，党内就存在不同意见，甚至有人把上井冈山称之为“逃跑主义”；一同上山的同志也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在这样的穷山沟里能不能站住脚都成问题，还能干出大事？这种怀疑还比较普遍。

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奇事”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条件：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

“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

“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

“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问题分析清楚了，毛泽东又在文章中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

写到这里的时候，毛泽东的脑海中应该出现过这样的画面：一个一个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楔入一块块白色政权之间。慢慢地，红色根据地蔓延扩大。最后，红色根据地反过来对白色政权进行了大包围，实现了红色政权的全国性胜利。

毛泽东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红色政权的存在及取得最后胜利分析的原因、条件和结果。

毛泽东意犹未尽，认为还有必要结合一年来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从理论上分析一下井冈山的斗争情况。

写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的第二个月， 毛泽东随前委机关搬到了井冈山的茨坪，在那里，又提笔写了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上井冈山一年来，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 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文章分为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割据地区现势、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共8个方面。

在分析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时，毛泽东认为：“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 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一、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二、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 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四、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五、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毛泽东认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一、有很好的群众；二、有很好的党；三、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五、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毛泽东肯定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

这一科学论断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而这一论断，又在一年多的井冈山斗争实践和全国更多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了检验。

对于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在文中概括为：“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做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实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即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釆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这7条政策和策略，是毛泽东和红军在井冈山的创造，是中国特色的革命政策和斗争策略。

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贺子珍后来回忆：“毛泽东为了写好这个报告，几次把宁冈、永新、遂川、莲花、安福等县的县委书记请来做调查。有时候，他还召开一些座谈会，把自己的想法讲讲，或念一部分写好的文章，请大家提意见。”

井冈山的斗争是艰苦的，物资奇缺，为节省经费、节约物资， 规定晚上点油灯只能用一根灯芯。毛泽东住在茅坪一幢造型独持的楼房里，这幢楼房的阁楼天窗为八角形，人们叫它八角楼。 角楼中间的房间，就是毛泽东的卧室兼书房。毛泽东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在这个小阁楼上。晚上，山风微微吹来，只有一根灯芯的菜油灯光影摇曳，毛泽东跳跃的思绪，随着摇曳的灯光汩汩而出；精致缜密的文思，铺陈在粗糙的纸上。他的思想的光芒，穿越黑暗，照耀着中国革命的道路。

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改。他为了写好湘赣边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大改了几次。他每改一次，我都用毛笔正楷誊清一遍。有时，我刚抄完，他又有了新的见解,又大改一遍，我再替他抄一遍。

“毛泽东写诗和写文章不同。他写诗比较快，改动不是很大，这可能是因为他写诗是有感而发，脑子里早已酝酿成熟了，才提起笔来。另外，诗是抒发感情的东西，怎么表达关系不大。文件就不同了，是要指导工作的，表达得不准确，就要出毛病，在打仗时那是要死人的。所以，他写文件、起草讲话稿，特别慎重，总是改来改去。”

贺子珍是有幸的，她目睹了毛泽东的写作，也就是见证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建。

转眼又一年过去了，到了 1930年的元旦，毛泽东心情很好。

1929年底，红军挺进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胜利，严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白色统治。

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4军第9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幵。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 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红4军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总称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然是人民解放军行动的基本遵循原则。

借着形势大好，毛泽东诗意盎然，写下了《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刚描绘完“风展红旗如画”，毛泽东就收到了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新年贺信。林彪信中流露出对革命战略的模糊认识，和不愿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主张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这是个有代表性的问题。

思考了几天，毛泽东认为该给这位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年轻红军高层指挥官写封回信，讲清这些问题了。

毛泽东在回信中廓清了不少人存在的疑问，做出了和这些疑问完全相反的结论。他写道：“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 发展的可能性，简直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

毛泽东一反很多人认为现在是革命的低潮的观点，而认为现在是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夕。

毛泽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形象比喻，阐明革命的前景，用激情澎湃的万丈豪情，鼓舞大家的士气。

这封信毛泽东后来加了一个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收入《毛泽东选集》。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理论文章，是毛泽东对井闪山斗争一年多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最重要的是阐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如同一束亮光，在全国革命仍然处于低谷和黑暗时期，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给革命者注入了前行的勇气。

就像当年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一样，没有人要求毛泽东写这些文章，但毛泽东总是在历史的关头，以对党、国家、民族和历史的担当，自觉肩负起这个责任，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进行实践，将在实践中的结论提升为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这一创新源自井冈山。

革命实践还在继续，理论创新不会停止。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

1940年初，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倾向日益明显；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接连发表演说，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专制独裁的假三民主义。国民党统治集团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三民主义)” “一个政党（国民党)” “一个领袖（蒋介石）”。国民党“理论家”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幵信，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搁置一边”；叶青宣扬“马克思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等等。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的反共、反马克思主义言论，毛泽东站出来反击了。

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毛泽东在演讲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 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从理论上阐明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 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 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 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拋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战争年代，理论也必须在斗争中发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