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理论

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一间柴屋里，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对斯诺说：有三本书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第一本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

贺子珍见证了毛泽东在昏黄的油灯下写的三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源自井冈山。

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0年2月初，离开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久的陈望道接到《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邵与陈为同乡，陈望道经常为《民国日报》撰稿，二人为乡党朋友。 邵力子在这封信中告诉陈望道，戴季陶想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戴与沈玄庐等人创办的《星期评论》周刊上连载刊登。

《共产党宣言》流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报刊对此有过介绍或摘译，但一直没有完整的中译本。戴季陶曾从日本带回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供产党宣言》， 因其翻译难度高，戴季陶自感难以胜任。当戴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好友邵力子后，邵极力赞同。邵力子向戴推荐：“非杭州陈望道莫属。”这就是邵力子给陈望道这封信的由来。

两个人都没有想到，一个仅仅想将一部德国人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举动，却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陈望道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

陈望道是1919年6月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受聘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当时正是五四运动高潮，他在学校革新国文教育，倡导自由平等思想。在校长经亨颐的支持下，一师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译书需要一个清静的所在，陈望道想到了自己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

临近春节，陈望道回到了家乡分水塘村，一头扎进距离陈宅五六十米开外的一间柴屋里，只带着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品和文具，便在那里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当作桌子，工作时，把书稿和文具摊在铺板上，累了就躺在铺板上休息一下。南方的冬天格外阴冷，寒风从柴房四壁和窗户的缝隙里钻进屋里，冻得陈望道握笔的手不听使唤。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曰三餐和茶水都是由他的母亲送入柴屋。一天，他母亲特地包了粽子，外加上一碟红糖，送给儿子吃。后来，陈母进屋收拾碗碟，却见儿子嘴巴边乌黑一片，先是一愣，然后不由得笑出声来。原来，陈望道专心工作，将粽子蘸着墨汁吃了。

到暮春谷雨时节，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译稿即将刊载时，6月6日，《星期评论》却被迫停刊。“不如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面，搞一单行本。” 6月27日夜里， 陈望道将译稿通过俞秀松转送给陈独秀。陈独秀拿到译稿，当念完最后一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 （今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禁拍案叫绝。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般，语势连贯，文字简洁凝练，陈独秀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将其公开出版。

两个月后，《共产党宣言》全文首译中文本问世，首版印发 1000册。遗憾的是，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这也说明，“共产党” 一词，当时并不普及。虽有瑕疵，但并没有影响该书的传播。

陈译本《共产党宣言》问世后，很快售罄。9月，经改订之后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版印刷发行。此后，该书不断再版重印，至1926年5月，该书已累计印刷发行了17版。

1936年7月，在陕北保安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有过几次长谈，他向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记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投身革命的历程。毛泽东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 《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 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斯诺把毛泽东与他的谈话，写进了他后来轰动一时的著作《西行漫记》中。

阅读陈望道沾着墨汁吃粽子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毛泽东，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翻译、出版这本书的几个人却命运各异。

陈望道和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陈望道担任过中共上海地委第一任书记，也担任过《新青年》编辑。1923年，陈望道退党，1957年又重新加人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921年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在中共四大、五大上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1927年7 月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参加中国托派，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32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获释，出狱后主张发动群众抗日，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在四川江津（今重庆）以教书为生。1942年病逝。

戴季陶1920年曾参加筹建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后退出。1924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担任考试院长，1948年任国史馆长。后在广州自杀。

邵力子1920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4年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1926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驻苏联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9年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同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这真是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为一种信仰而坚持下来的，是真正的金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做了重要思想准备，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这个时期的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出现了一大批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其数量之多、分布地域之广，谓之空前；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进步分子在各地纷纷组织各种学会或社团，研究、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其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在工人群众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组织工作，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动势力的封杀甚至镇压。反动政府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过激主义”，将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分子称之为“过激党”，把十月革命的浪潮视为“洪水猛兽”而极力加以阻遏。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也在出版几期后，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和李大钊等创办的《每周评论》杂志，在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五四之后不久即被北京军阀政府查封。

北京军阀政府的内务部在1920年3月通令各地查禁80多种新文化书刊，其中，凡是刊载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著作的书刊都被列为禁书。

除了反动势力的查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遭遇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否定和挑战。

最著名的一次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白话文而出名的学者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劝大家不要去研究社会日益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宣扬社会改良，反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 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李大钊的观点与之相反，旗帜鲜明地批驳胡适的观点。同年 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为此，必须使社会上的多数人“先有一个 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而对于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公开了自己的观点：“我是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我们 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它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这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1920年3月，梁启超和其弟子张东荪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怎样才能增加富力呢？ “幵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

这些观点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批驳。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一文；李达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大钊、何孟雄、蔡和森也著文参加论战。陈独秀在文中说：“要想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李达认为：“要结合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

此次论战的时间更长，规模更大，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1919年至1920年，中国社会出现过不少无政府主义或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社团与出版物。这个思潮的主要观点是：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一样地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

对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反击。他们指出：无产阶级要翻身解放，就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次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中国进一步清晰，并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优势地位。

这几次论战，推动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步伐。

而此时的俄国十月革命，直接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影响。

所以，中国人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中国第一枇马克思主义者。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和《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此时，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把目光投向海外，他们踊跃到海外留学，“睁开眼晴看世界”，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方略。

在法国巴黎组建的旅欧留学生共产党小组，最初的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等人。施存统等留学日本并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而湖南也有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青年赴法国留学。

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留学、吸收西方知识的。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许多赴法会友都邀他同行，还有会友到了法国来信要他出国，但毛泽东最后却未能迈出国门。谈到他始终未能出国留学的原因，毛泽东在其后的一封信中解释，说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就做了”。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离开偏僻的家乡韶山，外出求学，临行前改写了一首诗，悄悄夹在他父亲的账本里：“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其雄心壮志之豪情跃然纸上。

1917年，19岁的周恩来唱着“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豪迈诗句，负笈东渡寻求真理。

出洋和留下，都是为了探求真理。

但从结果看，毛泽东没有出洋，留下来转而研究中国农村，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后来，出国留洋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张闻天、王稼祥、陈毅、蔡和森等一大批热血青年都回到国内，和毛泽东一起探索、实践中国革命的道路，共同创新、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这个结果，当初包括毛泽东在内，谁也没有料到。

毛泽东当年的选择，无意间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历史往往在偶然间形成。

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人类社会必将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没等到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而是选择俄国处在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时举行革命，一举创建了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列宁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选择的道路。

俄国的革命一声炮响，在全世界树立起第一个榜样，也为中国的革命者打开了一扇窗户。“走苏俄的路”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一句时髦政治术语。

但这是苏俄的路，是按列宁革命实践的理论走出来的。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的炮声，为中国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

马克思主义是外国的，马克思设计的是普遍真理，需要各国革命的实践检验。

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外国的，它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但是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验证的。

中国革命应当学习外国的东西，但中国更需要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出现。而这个理论，需要在革命实践的探索中获取。

中国的革命者在探索，中国的革命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