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有许多重要成果。

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先后写了两篇哲学论著《实践论》和《矛盾论》，来帮助大家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读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文章详细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命题：“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 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论,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用发展的观点解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文中，毛泽东用了通俗的例子来说明实践对认识的关系：“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

毛泽东在这里，化用了中国经典传统文化“格物致知”的原理。这些充满东方智慧的思想，无不带着鲜明的中国印记。

《矛盾论》全面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指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毛泽东从5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即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二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结又相互转化，并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弃了辩证法”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在讲到外因和内因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时，毛泽东举了大革命的例子：“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 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 

两篇哲学著作，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理论贡献。

中国革命在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在不断发展。

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用了9天时间，做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详尽地阐明了自己对于这场战争走向的思考和结论，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走向、预期做全面深刻论述的著作，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方针的军事政治著作。

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面对不可一世的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国内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口和军队远多于日本，抗战能够速胜；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国力和军力比日本弱，打不过日本。看着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频频失利，民众中普遍弥漫着一种悲观失望的气氛。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局势做了深刻和科学的分析，又一次得出一个和別人完全不同的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同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吋期；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

《论持久战》这篇具有战略眼光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给当时处在迷雾中的国人以清醒和振奋，连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也纷纷找来这篇文章细细研读。

抗日战争的发展和结果，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超人的预见----中国既没有灭亡，也没能速胜。战争于1945年8月，以中国人民 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历时14年，的确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从《论持久战》的字里行间，可以品咂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毛泽东独特的思想韵味。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行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 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并做了 《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由此，整风运动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任务。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同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他在文中列举了党八股的8条需要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加以改革的“罪状”。

毛泽东的这几篇文章的核心，就是围绕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反对党八股》与1930年在中央苏区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形成互补和呼应，进一步对党内各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批评或批判，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倡导一种实事求是的作风。

《反对本本主义》针对的是洋教条；

《反对党八股》针对的是土教条。

两者都是要反对教条主义，倡导一种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解决中国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毛泽东告诉大家：“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 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1942年5月，延安举行文艺座谈会，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先后两次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其目的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些问题做了分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做出积极贡献。两次讲话最后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发表。《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因为在抗战期间的原因，中共召幵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六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 题，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做了详细结论，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决议》明确指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遵义会议的决定，在这里以党的全会形式予以确认，明确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一个杰出贡献。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最高领导层自觉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走向成熟。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人党章。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81年6月27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做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 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从这一历史文献的描述，可以寻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形成和发源于井冈山斗争时期；发展于赣南中央苏区时期；以遵义会议为标志走向成熟；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全面发展；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展。

而且是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结果：一条是和内部的错误倾向斗争；一条是同外部的敌人斗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光芒，最初是从八角楼射出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创新的理论的形成，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其一，这个理论是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而不是从书本中或想象中得来的；其二，这个理论又在更大范围内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其三，这个理论指导中国取得革命胜利, 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升华为普遍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