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次会议是在仓促中、人数较少、仍然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召幵的，尽管还有不少重要问题会上没有解决，诸如农民土地问题，尽管罗米那兹简单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尽管会议决定起义仍然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但八七会议仍然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党做出了正确选择的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会议。它在危急关头确定了党继续斗争的方向，让全党在一片黑暗的茫然中看到了前行的亮光。

八七会议和后来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有着不少相似之处：

都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危急时刻召开的；

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向做了重大调整；

严厉批评了党的主要领导的错误路线；

调整了党的核心领导层；

毛泽东都在会上有重要发言，而且他的关键性意见被采纳；

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

两个会议也有不同之处：

八七会议最后还是依靠共产国际代表决断，遵义会议最后决定将共产国际代表排除在中共决策层之外，由中国共产党独立决定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八七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从事物的发展规律上看，八七会议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觉醒， 遵义会议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八七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想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

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主张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提出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毛泽东认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毛泽东最后强调，湘南暴动 “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这次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一再表明“上山”的意愿，并不是因为他从农村出来，有农民情结，而是他对中国农村、农民长期关注和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

毛泽东最早公开提出关注农民运动，是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在大会上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所以，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指出：“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1924年初，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开办农民夜校，到当年7月，夜校发展到20多所。以夜校的学员为骨干，毛泽东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韶山第一批党员，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

1926年，毛泽东进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担任所长后，举办了第6届讲习所，他自己讲授了3门课----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还请来富有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彭湃、阮啸仙等担任教员。学习期间，毛泽东还组织师生到农民运动最成功的广东海丰东江实习了两个星期。除了给学生上课、组织实习，毛泽东还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大家学习。《丛刊》共出版了26种，内容有3类：有关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学生的调查材料。毛泽东主持的这一届农讲所课程还有一个与前几届不同的内容----军事训练，给每个学员发了一支步枪，每天训练两个小时，四一二之后每天训练4小时。这一届的许多学员成为日后各地农民起义的骨干。

在农讲所增设学员的军事训练，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做将农民运动与军事斗争结合的准备。这是毛泽东对国情深刻了解和对局势正确判断下的超前布局。

如何对一个新生的重要事物做出判断，毛泽东的习惯是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27年初，毛泽东像他去安源的一幅油画上画的那样，身穿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着雨伞，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考察结束，毛泽东很快写出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范围之广、势头之猛、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用3个字做了高度肯定和概括：好得很！

这年4月，长江书店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 (一)》为书名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推荐：“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中，瞿秋白还送给毛泽东、彭湃一个时尚而响亮的雅号——“农民运动的王!”

共产国际注意到来自东方的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并在其机关刊物上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报告》全文。这是毛泽东的文章第一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向大家推荐这篇《报告》称：“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秋收起义方针已定，毛泽东回到长沙。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秋收起义的计划。会议决定：在湖南的平江、浏阳、醴陵和江西的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书记。

要去领导秋收暴动了，要真刀真枪跟敌人干了。毛泽东先把妻子杨开慧送回娘家板仓。这时，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出生才4个多月。谁也没想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这次分离竟成了永别。

1928年10月，在家乡的杨开慧与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失去了联系。身处白色恐怖下，她一面照顾3个孩子，坚持斗争，一面时时牵挂着远方的丈夫。夜深人静，思念绵绵，她写下一首五言诗《偶感》寄托自己对毛泽东的无尽思念与牵挂：“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已无时。” 1929年6月20曰，杨开慧感觉到危险渐渐逼近，她把自己写的文章和自述塞在了自家墙缝里。1983年，维修杨开慧故居的工人才从墙缝中发现了这些纸片。时间久远，纸片已泛黄，但纸片承载的杨开慧对党的忠诚和对毛泽东的深情，却因时间的沉淀越发醇厚浓重。

1930年10月，杨幵慧不幸被捕。这是敌人惯用的卑鄙手段: 抓不到革命者本人就抓他的妻儿老小。敌人说，只要杨开慧声明 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能马上恢复自由。杨开慧严词拒绝，她轻蔑地说：“这些事不用你管，我自己有主张。” 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英勇就义。临刑前她说：“死不足惜，愿润之(毛泽东字）革命早日成功!”

1930年底，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从报上得知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他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57年，毛泽东作词《恋花，答李淑一》，称杨开慧为“骄杨”。对此，毛泽东特別解释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 焉得不骄?”

1927年9月初，毛泽东赶到安源张家湾召集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暴动计划。9月6日，毛泽东得知湖南省委决定的暴动日期： 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大家期盼的起义就要开始了，热血开始在身躯中奔流。

毛泽东由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即刻出发赶往铜鼓指挥起义。才走到浏阳一个叫张家坊村的地方，他们两人就遇到险情，被民团巡逻队抓住。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敌人抓获的经历。

后来在陕北，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讲述过这个历险过程：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后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 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对于这次历险经过，参加秋收起义的老同志张启龙也有过回忆：“毛委员和潘心源在路上碰上挨户团的巡逻队，刘建中等二人在前面走，没有发现。结果毛委员和潘心源同志一起被扣。刘建中等了一会没见毛委员来，有些着急，知道可能出事，就赶紧回去报告。毛委员和潘心源被扣后，毛委员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银元，往地上一撒，团丁急忙去抢钱，这时毛委员和潘心源乘机分两路逃走了……以上是我听毛委员到铜鼓后讲的。”

真是有惊无险！还好还带着一些银元，还好碰上的是一些贪小便宜的民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知道那些民团士兵事后是否知道，他们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而放走了被国民党第一号通缉令通缉的“大鱼”。如果知道，相信他们的肠子都会悔青。当然，历史没有假如。

9月10日，铜鼓处于起义前的紧张准备中。而在头一天，震惊全国的秋收起义已经打响：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修水起义。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在参加起义的第3团团部宣布：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这个团前身是浏阳工农义勇队。

正式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这也是毛泽东的主张：“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表明共产党的态度，不再按八七会议规定的打“左派国民党旗帜”。毛泽东十分严肃地指出：“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立)。”

有了旗号，就得有旗帜。设计制作旗帜的任务就交给了何长工、杨立三和陈明义等。何长工留过洋，有文化，又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他们几人根据这次起义部队由工农组成、又叫工农革命军的新特点，确定军旗的颜色为红色，象征革命；旗帜中间为白色五角星，星内镶嵌镰刀加斧头，代表着军队工农联盟的特点；靠旗杆一侧为一条白布，用楷体字竖写部队番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种新样式的红色军旗，赶做了100面。

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现在陈列在军事博物馆。

除了军旗，起义部队每人系一根红领带，并以“要把红布系在颈，只顾革命不顾生”为口号。这天晚上，一群女同志按照设计图案，裁剪缝制，赶做出起义军需要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和大批红领带。

11日，工农革命军第3团在铜鼓打响了起义的枪声。

起义打响了，鲜红的工农革命军军旗第一次在大地飘扬。起义军分三路向平江、浏阳、萍乡前进，呈浩荡之势。

工农革命军气势如虹的阵势，让大家心头憋屈了几个月的恶气得到极大的舒缓。作为起义的领导人，毛泽东受到大家情绪的感染，激动兴奋之余，豪情勃发，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秋收起义的最终目标是长沙。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当时国民党驻军有第35军何键部下许克祥的第33团，加上警备部队，武装实力比起义军强。各路起义部队向长沙进发时，遭遇反动武装的阻击。起义军师部和第1团在平江的金坪遭到起义前收编的第4团邱国轩部叛变从背后突袭，使起义部队遭受巨大损失；第3团在进攻浏阳东门时势单力薄失利；第2团开始进展顺利，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旋即遭到国民党正规军集结的优势兵力反扑，部队全线溃散。

各路部队严重受挫，起义军到了生死关头。毛泽东见状下令部队停止进攻，退回到浏阳文家市。部队一清点，工农革命军第1师已由起义是的5000人只剩下2000余人了，再无力量按原定计划攻打长沙。9月15日，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发动长沙暴动。

成立不到10天的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就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进，前往何处？退，退向何方？

八七会议决定秋收起义的爆发点在湘赣边界，但目标是攻打中心城市长沙。

攻打大中城市仍然是中央的指导思想。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像俄国一样，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大炮的轰击下，工人赤卫队员们高呼着“乌拉”，就冲进了沙皇的冬宫，没有两军对垒的血战，没有千军万马旷日持久的征伐，一夜间革命就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诞生了。一想到革命也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爽快的事，就令人神往，令人兴奋得热血沸腾。所以，中国共产党模仿那个遥远国度的布尔什维克党，一再决定攻打那些反动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在城市发动起义，期望像俄国一样，一举取得革命成功。                                       

可做出这样决策的中共领导人和指导这样决策的俄国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恰恰忘记了这是在中国，忘记了掂量一下当下中国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实力：一边是没有独立正式武装力量、仅有少量工农赤卫队的共产党；一边是数以百万计的军阀武装盘踞猬集在各大中城市。你用什么去打破重重厚实的军阀壁垒？

即便在敌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侥幸攻占了一两个中心城市，下一步怎么办？

能守住吗？

能守多久？

十月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发生的，一击成功。

中国是军阀势力十分强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强攻有无胜算？

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现在的情况是：仅凭这区区1500人的非正规部队，去攻打反动武装集中的大中城市，能打得下哪座？前方是敌人重兵虎视眈闯无疑羊入虎口，全军覆没。

可是，又能往哪里退呢？不执行中央的决定，是要被扣上逃跑主义罪名的。

作为这支工农革命军主帅，毛泽东的决心不好下。

9月19日晚，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毛泽东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

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仍然坚持中央的主张，取浏阳攻长沙。持这种意见的以第1师师长余洒度为代表。

余洒度为黄埔二期生，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后，他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0月中旬，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水口离开部队。1929年10月来到上海，对革命逐渐悲观失望，最后脱离党组织。1931年11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最终叛变投敌。1933年，身为国民革命军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的余洒度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走私并贩毒，最后事情败露。1934年，北平宪兵团团长蒋孝先检举此事，余洒度旋即被逮捕押往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以一个积极的开端为起点，中段是摇摆扭曲，结局是身败名裂而送了性命。余洒度用他的生命轨迹证明：大革命的时代潮流汹涌澎湃，大浪淘去沙粒，剩下金子。

毛泽东不同意继续打长沙。理由是明摆着的，单靠现有的这点力量去攻打军事力量强大、工事坚固的长沙，无疑是以卵击石，是会最后断送这支武装力量的。而暂时撤退，将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保存这一点革命火种，是根据现实情况的明智选择。

开国上将陈士榘回忆：“毛泽东同志指着一张地图，生动形象地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适合我们作落脚点。还分析说，罗霄山脉地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交界地区，北段不如中段险要，太靠近城市，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强; 南段虽地势较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地势也不如；中段崇山峻岭，峭壁耸立，盛林茂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由于离城市较远，是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而革命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湘赣两省，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是聚集革命力量的好地方。”

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赞成继续攻打长沙的人认为，这是中央和省委的决定，应当坚决执行，不能当“逃跑主义”；同意暂时撤退的人认为，暂时撤退不是“逃跑主义”，是避免全军覆没，保存革命力量，是一种以退为进。

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一个有分量的人的意见让天平向毛泽东的主张倾斜。

这个人是卢德铭-----秋收起义总指挥。

卢德铭1923年考入成都公学，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4 年经孙中山面试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队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2营4连连长。参加北伐战争，在攻打攸县战斗中受到叶挺的称赞；在攻克醴陵、平江战斗中，运用奇袭战术取得胜利；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升任营长。攻克武昌后，先后任团参谋长、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1927年8月2日，卢德铭率警卫团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因为没赶上南昌起义部队，即率部参加秋收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

开国上将陈士榘回忆他们警卫团出发参加南昌起义时情景：“出发的战士们，清一色地穿着国民革命军的灰色服装，身上配着挂包、水壶、子弹带、刺刀和卷成筒形的军毯，肩托步枪，全副武装，个个精神抖擞。队伍在雄壮的《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的歌声伴随下，迎着1927年7月22日的阳光，迈着矫健、坚定、整齐的步伐，以四路纵队踏过武昌城长街，威振市区，来到黄鹤楼下的汉阳门外码头，一直开上了一艘大轮船。这支队伍，就是以共产党员卢德铭为团长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在秋收起义时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现在正在开往南昌，会和贺龙、叶挺大军，参加南昌起义。”会议争论激烈，一直开到深夜，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退往湘南。

一个进，一个退，一字之差，含义不同，结果迥异。

进，是当时中央、湖南省委的决定，要求继续攻打长沙，还是把革命的目标锁定在城市，继续以城市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但在当时，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做法，这个实际就是中国的国情: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且集中在城市。一味强进，其结果只能是一次次失败，革命力量一次次受损，有可能导致最后本钱赔光，一蹶不振。这样的进，其结果带来的是革命事业的退。

退，是毛泽东审时度势，依据工农革命军力量弱小的实际情况，不足以攻克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依据中国的国情，农村是反动势力薄弱而革命力量增长的地方，做出的前瞻性判断。退，是避免全军覆没，暂时保存革命火种，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待革命力量强大了，再打出去。这样的退，是革命事业战略上的进。

将“以城市为中心”转变为“以农村为中心”，毛泽东的战略家眼光和韬略再次显露。

第二天早上，在撒满阳光的里仁学校操场上，工农革命军全体将士和300多名当地干部群众列队集结，听毛委员的动员讲话。毛泽东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毛泽东富有激情的讲话，把革命军受挫后有些低落的情绪重新鼓动起来了。

在场的陈士榘后来回忆：“毛委员叉着腰，继续讲，当前中国的革命形势正处在低潮时期，我们给中同革命算个‘八字’，新的革命高潮一定要到来，而且很快就要到来。因为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还未完成。中国革命从来就是前赴后继、没有间断过的。至于革命高潮什么时候到来，就要看我们的革命工作做得怎样。中国是一束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革命烈火就会燃烧起来。

“毛委员还诙谐地说，你们都还年轻，嘴上还没长毛，我比你们年纪要大，都想要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何况你们青年人呢！我希望中国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胜利。我们听了这些话，都觉得非常亲切。”

毛泽东没注意到，当时听讲话的不仅是起义部队指战员，还有一个骑坐在学校围墙上的十一二岁小孩。他对毛泽东讲的道理不完全懂，但忽闪着双眼听得很出神，对“小石头打破大水缸”的道理牢记在心。这个人就是胡耀邦。他后来说，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革命的航向，在这里调转了头。

文家市因为秋收起义部队的到来，因为1927年9月19曰晚上决定革命命运的会议，更因为毛泽东这段调整中国革命航向的讲话，而进入中国革命历史。

就在前敌委员会开会的这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做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的决定:“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

但当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工农革命军的航船已经按毛泽东校正的航向出发了。

这支工农革命军沿着湘赣边界江西一侧南下。毛泽东背着斗笠和战士们走在一起。

敌军对革命军一路追剿，一心要灭掉这点革命火种。湘赣两省国民党当局调兵遣将，到浏阳、铜鼓、萍乡一线追剿堵击。湖南驻军第17军军长周斓通令“如获毛逆者，赏洋5000元”。

工农革命军进人江西萍乡上栗，得知前方有国民党重兵，便改道往芦溪驻扎。第二天往莲花前进，后卫遭国民党军袭击，损失人枪数百，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部队撤退而牺牲。

一次小小的遭遇战，竟损失了这支工农革命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为此，毛泽东怒不可遏地痛斥这次战斗指挥错误的团长苏先骏，疾呼“还我卢德铭!”。

部队转移的大方向有了，但罗霄山脉中段是一个大范围，具体的落脚点在哪里？部队辗转到了莲花。这天来了一位“信使”，带来了一封密信。

这位信使就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他后来回忆：“我们浏阳这个团，就从涂家埠转道，经江西的奉新、高安，直达铜鼓。到了铜鼓，部队住了下来，这时我在团部的秘书处工作。部队在铜鼓住了一段时间，由于没赶上南昌暴动，行动就有了困难。这时， 江西省委派了一个交通员到铜鼓，要我们派一个人去江西省委请示部队的行动。同我一路到江西省委去的那个人，我没有问他的姓名，因为敌人的白色恐怖很严重，我不便问他姓名。我同他到了南昌市，省委在市内一个小巷子里面。在省委见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刘士奇。刘士奇是湖南人，光头，后来在赣西当了特委书记，还到了鄂豫皖根据地。汪泽楷接到我带去的信，用药水写了一封回信。可能是用五倍子水写的，用大米浆能把密写的字显出来。我不知信的内容，汪泽楷只是口头对我交代说‘过了宁冈、莲花这一带，还有我们一支小部队，还有少数枪支。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他要我将信交给毛委员。我接信后就离幵南昌回铜鼓去了，离铜鼓约80里路时，听说部队离开铜鼓，我到了陈家坊（可能是在莲花），找到了团部，将信交给了毛委员。信是我亲自交给毛委员的，我那时才18岁。”

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说的“过了宁冈、莲花这一带，还有我们一支小部队”，指的是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袁文才的部队。

中国第一支工农革命军终于有了落脚点。

中国革命的一块高地终于露出了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