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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说: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秋收起义前夕,毛泽东把设计工农革命军旗帜的任务交给何长工,说: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毛泽东公然违背上级指示,放弃攻打长沙,率部转向农村。中国革命的航向,在文家市调转了头。
有人主张武力占据井冈山。毛泽东批评: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
文家市,毛泽东对工农革命军说: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天心圩,朱德对余部说:我们也有我们的1917年!
“打土豪,分田地”让广大农民清楚了共产党的主张。土改的实质,是让广大农民无产者成了有产者。
“黄洋界上炮声隆”,炮弹是贺敏学派人搬到哨口上的。
井冈山道路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靠的都是“实事求是”。
一、霹雳一声暴动
这是一年中最为酷热的季节,在中国南方,武汉素有“火炉” 之称。但在1927年8月的武汉,这种热还不仅仅是自然气候上的。
就在一周前的8月1日,离武汉不远的另一座“火炉”南昌城传来消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贺龙、叶挺国民革命军为主的武装力量,举行了南昌起义。这一声划破黑暗夜空的枪声,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向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进行武装斗争的信号。
再往前半个多月,7月15日,就在这座城市,汪精卫执掌的武汉国民党当局背叛革命,公开宣布“分共”政策,在“宁可枉杀一千人,也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汪精卫是学蒋介石的。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这一年,从春天开始,中国的土地上就在凝聚着岩浆般的地火,空气中弥漫着火焰般的热量和血腥气味。
春天没了,被炽热的岩浆覆盖了;鲜花没了,被浓烈的鲜血淹没了。
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就在这样炽热和血腥交织的气味中,来到了8月7日。
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是怡和洋行1920年建造的一幢砖木结构西式三层小楼,二楼为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农业顾问、苏联人洛卓莫夫的住所。这一天,位于二楼后房的门窗紧闭,20多个人陆续进入这个密不透风的房间,召幵了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会上,发言的人很多,而且言辞激烈。
因为,在这样让人浑身燥热的季节和局势下,在这样密不透风的房间和政治环境中,人的血液有一种奔流沸腾冲出身体的感觉。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这是一个瘦高个、操湖南湘潭口音的年轻人在发言。他叫毛泽东。
他的这番话,被后人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尽管文献上记载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尽量调匀情绪、谨慎措辞、理性思辨,但透过这些语气很重的话,仍可感觉到一股裹挟着辣椒味的火气扑面而来。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
照例,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人参加了会议。
因为与会人员不够中央委员的半数,所以会议名称只能叫紧急会议。
由于时间紧迫,这次重要的会议只开了一天。
为了幵好这一天的会议,邓小平提前到这里做了6天准备。
与会的代表有56人次发言,而发言最早、最多的是毛泽东——他一个人先后7次发言。在党的最高级会议上,还是候补中央委员的毛泽东罕见地一反平日寡言少语的常态,如此频繁、用如此口吻发言,还不是天气热的原因,实在是感受到了刀架在脖子上那种刻不容缓的危机、血液奔腾的激动而撩起的。
危机和激动从这年春天就开始了。
4月12日,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并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陈独秀、谭平山、 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193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被列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通缉对象。
血淋淋的屠刀向着中国共产党人举起来了。
蒋介石的政变引起了连锁反应:5月21日早晨,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键率领他的部队,将湖南常德所有革命团体包围起来。 工人纠察队进行抵抗,遭到机枪扫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80余人被当场打死。当晚,驻长沙的何键部下第33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进行袭击。顿时,长沙城枪声四起,一片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员、工农群众以及青年学生倒在血泊中,史称“马日事变”。
7月15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由合法成为非法。汪精卫集团在武汉的党、政、军部门开始进行大规模“清党”。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全国进入白色恐怖,到处都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间,腥风血雨遍布神州大地。
一边是武装部队手持刀枪,一边是毫无防备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血肉之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共产党从 1921年成立时的50多名党员,到这时也只有5万多名党员,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杀戮!参加八七会议的领导人已经有人被列入“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通缉名单了。
鲜血在屠刀上流淌,地火在胸中燃烧。
不能再幼稚了。八七会议上,大家用血的事实批判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从四个方面对中央领导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国共合作,我们就没有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而一味迁就国民党;一味热衷于城市工人运动而抑制农民运动;放弃军事领导权;中央不能认真倾听下级和群众的意见。
毛泽东和大家的意见是对的。党在前一阶段政治上的幼稚、 软弱、温情、官僚主义表现,带来的是敌人的反目无情刀兵相见,其结果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代价是极为惨痛的。
毛泽东不是行伍出身,他是个知识分子,学历是师范毕业。在他的人生履历上虽然有当过几个月兵的记录,但他更多的社会活动是从事办刊、幵书店一类的文化活动。
1919年,毛泽东创办了一份自己的刊物《湘江评论》。他在“创刊宣言”中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
而在头一年,他和蔡和森等人发起创立的一个团体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毫无激烈的革命思想。
1920年7月,他创办了一家文化书社。他在《文化书社缘起》中说:“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当然,书社并非纯粹卖书,后来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秘密联络机关。
而更早些时候,毛泽东还设想过一个理想社会: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建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银行、农场、工厂、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等,以后,再把这一个个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就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新村。设计这样一个改造国家的蓝图时,毛泽东刚从师范毕业。
纵观毛泽东这些书生气十足的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言行,还仅限于文化推动而毫无武力革命倾向。
青年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是温和的,但军阀们的态度却很不温和。《湘江评论》刚出了5期,湖南督军张敬尧就以杂志宣传 “过激主义”而下令查禁。《湘江评论》被迫停刊,湖南学联也被强行解散了。
然而不到10年,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立场观点就发生了深刻变化。
是什么让毛泽东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是五四运动和大革命。
五四运动让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亲身投入大革命,让毛泽东体会到革命与反革命的水火不容的关系,体会到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会流血。尽管认识到会流血,但他还是没料到会是如此之残酷。这是这么多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唤醒他的武装斗争意识,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反动派逼的”。
敌人用枪杆子教会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教训是惨痛的,代价是沉重的。
国共两党的合作始于1922年。这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人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合作。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但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孙中山接受了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同意国共合作,欢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一大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39号座位是毛泽东的,他是以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并担任章程审查委员。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有反对意见。28日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就提出在章程中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明显是冲着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来的。对这种公然挑衅孙中山联共政策、国共合作的大会言论,李大钊、廖仲恺发言予以驳斥。此时,毛泽东站起来对大会主席说:“主席,主席! 39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就这样,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了。
但没想到,仅一年后,主张国共合作的孙中山不幸病逝。而国民党内,右派渐渐占上风,一个在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蒋介石一步步进入国民党核心领导层,并利用手中的军权不断向共产党挑起摩擦,最终酿成四一二政变,公开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党遭遇的惨重损失应当负主要责任,他的表现为政治上的软弱。可他硬得起来吗?国共合作,他提出过要保留政治上的独立性,可共产国际不同意;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正规武装呢?没有;甚至连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也多半靠共产国际资助。虽然在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共产党予以大力支持,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到学校担任干部、教员、学员,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第二任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茅延桢任第二学生队队长,金佛庄任第三学生队队长,严风仪任第四学生队副队长,曹石泉、郭俊任学生队区队长,胡公冕任卫兵长,但军校不是共产党办的,共产党没有独立领导的军队。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组建时,有3个师9个团(缺第6团)。周恩来出任副党代表兼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师党代表,共产党员鲁易任第三师党代表。除第一团党代表为国民党人贺衷寒担任,其余7个团党代表分别由共产党人金佛庄、包惠僧、徐坚、严风仪、蒋先云、张际春、王逸常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由共产党人叶挺担任团长,该团的各级军政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中,这支队伍英勇善战,成为闻名于世的“铁军”。但国民革命军不是共产党的。
当时帮助国民党建立武装力量的初衷,是为了建设一支具有相当军事素质的国民革命军以铲除军阀,但没想到,国民党反动派却用这支军队来反共;更没想到,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开始,同出一门的黄埔军校学员就在不同的战场,为了各自的信仰而战。对这样的结果,孙中山没想到,蒋介石没想到,共产党也没想到。
共产国际也不相信这个才成立几年、区区四五万党员的小党能在这个东方大国发挥什么作用,他们甚至一度更看好孙中山的国民党。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宛如一个小孩,跟在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庞大身躯之后,听凭他们指挥。但现在政局发展到连共产国际也目瞪口呆的地步,布哈林不无沮丧地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造出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当然,他们是不承担责任的。陈独秀承担,那就只有请他下台。
面对四一二的惨状,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感到愤怒、悲伤和无奈:“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1925年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被刺身亡。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在中国政坛获得极大信任和权威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会上提议,以汪精卫、 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并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此事,应付时局。
当时,汪精卫的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而蒋介石的职务最高只担任过黄埔军校校长,却一下跻身核心领导层的位置。
两年后,当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也没有忘记当年提名举荐他进入政坛核心圈的“伯乐”鲍罗廷,向他发出了一纸和中国共产党人同等待遇的通缉令。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又是共产国际----进行改组,陈独秀被宣布停职。鲍罗廷指定-----又是鲍罗廷指定-----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
陈独秀就这样下台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共产国际是他的总书记。
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于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莫斯科。它是一个国际性组织,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都作为它的支部直接受它领导。这个组织具有高度集中的领导中心: 统一领导各国革命运动,各国党必须执行它的决定;它有权决定各国党的路线、策略和各国党的领导人;可以否定或修改各国党 的决定,开除和解散任何一个支部;向各国党派出常驻代表。
1922年7月,刚满一岁的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决定加人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
1924年1月,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共产国际的创导者列宁逝世,斯大林接班。他比列宁有更强烈的控制欲望。
不懂中国国情的斯大林同志,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这些同样不懂中国国情的代表,遥控中共这个“东方支部”。这种匪夷所思而代价惨重的局面,一直要到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才得以开始改变。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做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0天后,公开宣布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至此,给过中国共产党正确指导、帮助,也给中国共产党留下创痛的共产国际,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25年3月,国民党的创始人、国共合作的创导者孙中山逝世,蒋介石一步步成为国民党拥有实力的右派代表人物。他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训,损毁了国共合作,最后成了独裁者。
1927年,历史就这样风起云涌起伏跌宕地来到了一个拐点;中国共产党人就这样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立才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临生死关头。
八七会议最终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