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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在四面白色政权包围之中,物质生活极其菲薄,战斗又十分频繁,但部队始终“仍能维持不敝”。靠的是什么?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红四军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是红四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为了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采取了组织与思想两方面的措施。在组织上,当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三湾时,就主持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成立党小组,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以上建设党委,从而使党对军队的领导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在思想上,主要是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毛泽东本人就是做思想教育工作的楷模。他给教导队学员上课,给袁文才地方武装部队战士讲课,给四军战士讲政治形势和革命宗旨、性质,诠释“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而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信心,增强了他们的斗志。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红色政权,这是红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从1927年10月起,毛泽东就把群众工作作为一项重大事情来抓。是年11月间,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城。当时,团长陈皓等人不做群众工作,整日迷恋花天酒地,毛泽东知悉后,立即指示部队要以发动群众为目标,帮助地方建立赤卫队和工农兵政府。当陈皓等人叛变阴谋败露后,毛泽东又在宁冈砻市向部队宣布了“三大任务”,其中第三条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后实行的分兵,目的就是为了发动群众。在以后红军每攻克一处城地,都把做群众工作摆在首位。正是由于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根据地割据区域才得以迅速发展。
红军内部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进行政治训练。这项工作由各级党代表按照《党代表大纲》的规定组织实施。同时,举办不定期的训练班,培养政治干部,提高受训人员的政治工作水平。据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记载,红四军的政治训练,主要有七种方式:(1)讲演。由党代表或军事首长召集全体战士讲话,进行生活批评,或作政治报告和工农运动概况报告。(2)讲课。军队如有3日以上的休息,则由党代表每日向部队上一小时的政治课。每月讲授的课程均有计划,有大纲,内容连贯,使红军能学到系统的政治常识。(3)早晚点名讲话和呼口号。内容是对当日士兵生活的批评,对次日行动的简短动员和布置。(4)每次作战或进行群众工作以后,组织部队总结工作经验教训,使红军受到生动实际的教育。(5)开展识字运动。如教红军战士认识革命标语,并讲解其政治内容,使士兵从中受到教育。(6)组织红军参加群众大会,举行各种纪念会、联欢会,使战士得到政治教育。(7)在士兵委员会内,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开展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对工作的批评。
红四军的上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政治工作,对部队政治素质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红四军除对内对外做好政治工作之外,还要利用战斗空隙之际,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的目的,在于提高红军士兵的军事技术素质。
当时,红军的组成有六大部分:一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二是参加秋收起义的国民政府警卫团;三是平江、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四是湘南暴动后上山的湘南农军;五是国民革命军江西、湖南的投诚部队;六是边界各县的农民地方武装。经过长期的战斗,部队兵力损失很大,前三项只剩下三分之一,湖南农民也伤亡很大。虽然,前四项“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并且,按常规,“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所以,进行短时间的军事训练,就显得非常重要。
红四军的军事训练,主要采取四种方式:一是日常操课。由参谋长或军官制定日常操课表,按日实施,操课注重传令、侦探、警戒、瞄准等基本常识及野外实习。二是作战后或月末进行讲评。由军事首长报告作战经过并指出战斗中的优缺点。三是进行实地训练。如战士值勤时,由军官实地传授有关军事知识。四是专题讨论。由各级负责军官召集各级军事会议,就某个专题进行报告讨论。
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在井冈山斗争初期就已开始实施。早在1927年10月中旬,当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游击到酃县水口时,就在松山坝进行过实弹射击的军事训练。12月,毛泽东和前委又在宁冈砻市创办了第一期军官教导队,吕赤任队长,陈伯钧、陈士榘、张令彬、袁炎飞等任教员。教导队里既学政治、又学军事,每日“三操两讲”,实地传授军事技术,讲授战略战术。后来,虽因敌人的频繁“进剿”而停办,但到1928年11月间,又在茨坪续办了一期。这两期教导队的开办,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的军事干部和指挥人员,促进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造与发展。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游击战术、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是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良好开端和光辉典范。周恩来曾盛赞红四军建设的经验“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的”。这些宝贵经验,对当时全国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建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