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布置部队散入永新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后，与陈毅、王尔琢、何长工骑马赶往宁冈，5月19日晌午过后到达茅坪，在八角楼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热情迎接凯旋归来的主帅、主将。大家谈了一会军情 后，毛泽东才讲明请他们赶回来的事由，说是明天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朱德有些意外地问:“噢，湖南省委批准我们建立特委？ ”他在会师之后就听毛泽东几次讲到过，从去年12月以来，前委在给湘、赣两省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建立能够统辖边界各县的党委机关。特别是今年3月前委被取消，使 “边界顿失中心，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而在会师之后武装割据局势大开的情形下，更加需要设立党的边界特委,形成地方党和军队党的领导中枢。

毛泽东告诉朱德等人，就在第二十八团出发茶陵那一天，中共吉安县委转来了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攸、鄙县、宁闪、莲花、永新、遂川河于五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决议政治问题、纪律问题、选举负责人等”。

陈毅对边界党马上建立特委领导机构感到高兴，他说:“是啊，会师后不到一个月，割据局面就有了可观的发展，我们已经建立了五六个县级红色政权和党的县委，建立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机关很有必要。”

毛泽东向朱德等人谈了自己对大会内容的一些构想，提出要着重解决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情绪问题。他说：“不是有一些同志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吗？这种右倾悲观思想必定会影响我们的斗争，甚至可能会像瘟疫一样传染一大片人。这是四军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最大障碍！”

毛泽东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接着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从理论上作出答复，就不能稳定军心和民心，必须在这次会议上把它指出来，端正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情绪。”

朱德点着头道:“是呀，这种悲观情绪对部队的士气影响很大，不从思想上消除这种疑虑，势必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看对头。”

陈毅也表赞同。

毛泽东见他们的看法与自己想的一致，心里感到欣慰。他又 就次日的会议向他们通报了一些情况，然后对朱德等人说:“你们先洗洗脚休息吧，晚上再碰个头。”

朱毛会师以后，红军的军力得到扩展,更加坚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决心，这是主流。但也有少数同志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这一疑问的产生，有其思想原因，亦有“三月失败”的客观影响。一些同志对于中国的国情缺乏应有的认识，没有学会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矛盾进行分析，不知道在中国由于白色政权的分裂和军阀战争的不断发生，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因而“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

这年3月，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被调往湘南，期间，边界各县复被敌军占据，造成了各方面的巨大损失，许多工作都要重新开始。史称“三月失败”。加之湘南暴动的最终失利，这一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红军官兵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

再者，一些同志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缺乏信心和正确认识、。由于受到党内执行共产国际“城市暴动”路线的影响，一些人不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相反认为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于是觉得在井冈山这样的乡村区域建立革命政权不对路、不对劲，不愿意做发动群众实行武装割据的艰苦工作，过不惯“红米南瓜加野菜”的苦日子，总希望走州过府攻打城市,认为这才是革命的正道和“捷径”。

当时在军中最典型的一个人就是第三十一团宣传干事杨岳杉，此人可算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始作俑者。杨岳彬爱在公开场合表现自己，常常语出惊人，夸夸其谈。诸如“天天吃南瓜， 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得卵打光”之类的调笑语，就是他创造出来的。这些玩笑之言反映了他对井同山艰苦生活的内心感受。有一次，团部布置杨岳彬到铁匠铺打几副旗脚， 添置几面旗子。杨岳彬说:“置什么旗帜，这红旗还不知道打得下去么！ ”宣传干事的这句听似简单的话，很快地流传开了，连一些地方的普通群众都在思想上受到影响。毛泽东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有一天,毛泽东到坝上村检查地方工作，遇到走亲戚的家在乔林的郎中刘亮玉,刘在乔林就认识“毛委员”，两人聊了一阵 后，刘亮玉将压在心里的话冲出了口：“毛委员，听人说共产党的红旗打不了多久,是这样吗? ”毛泽东心头一震，反问道:“你相信吗？”

刘亮玉犹疑道:“我们老百姓哪搞得清楚呢。”

毛泽东听出了对方的疑惑，意识到这是湘赣边界民众普遍担忧的问题，便以坚定的语气告诉刘亮玉：红军有老百姓的支持，在井冈山这样的好地方，是能够打败敌军的，革命的旗子不会倒下。刘亮玉听了点头表示赞成。这位行医乡村的郎中又问：

“毛委员，照这样下去，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 ”毛泽东略一思索，朗声回道:“二十年后，革命一定胜利！ ”刘亮玉连连点头，满怀敬意地说:“我相信，我相信！”

与刘亮玉的一席交谈，在毛泽东心里形成了一个郁结。他想，不向边界的军民回答这个疑问，右倾悲观情绪就很难扫除， 红军和割据区域就不能前进一步！

1928年5月20日、21日两天，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 表会议在茅坪的谢氏慎公祠召开。来自边界六县和红四军中的党代表共60余人出席会议。祠堂上首的花格板上，横挂着一块红色长布，贴着一尺见方白纸墨字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标,下面是柳炭条所画的马克思、列宁画像。昔曰点香敬祖的长条供桌，成了会议主席台。代表们用砖头垫着木板当坐凳。由于祠堂不大，人们坐得满满的。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在开幕式上首先讲话。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怀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一方面，他欣喜地看到，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历经7个多月的艰辛努力，终于得到重建和发展，建起了五个县委和一个特别区委；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统一领导中枢,于今后的割据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从理论上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荡涤一些同志的右倾悲观情绪，再由我们党的同志向军民们做说服教育工作，增强广大军民的斗争信心。毛泽东依事先与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商议，把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作为他的讲话的重要内容。

谢氏慎公祠大厅里回荡着毛泽东那高亢的湘潭口音。他以特有的手势动作，见长的通俗语言,总结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提出深人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阐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他的讲话，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

毛泽东对他在这次会议上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时隔多年仍是记忆犹新。8年后，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中写到:“当着1927年冬天至1928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一一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毛泽东的讲话，深刻而又透彻,让人心悦诚服，不时博得代表们的掌声。代表们从内心感到,只有毛泽东才有这样的水平和魄力，像风吹迷雾那样驱散人们心中的疑团。

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也相继发言。发言中同样批评了右倾悲观论调，唱响了“红旗一定能够打下去”的主旋律。

第二天的会议，围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讨论制定了七个方面的政策、策略:坚决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 反对逃跑主义;深人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较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

会议在制定上述七项政策和策略时，逐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尤其对如何在湘赣边界全面深人地开展土地革命，讨论得最为热烈。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特委委员有 19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寅生、宛希先、谭震林、刘天 干、谢桂标、龙高桂、王佐、贺志华、刘炎、谭普祥、陈竞进、陈正 人、刘辉霄、陈韶、刘真、龙寿宇。

特委常务委员5人，为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 标;候补常委4人，为朱德、陈毅、刘辉霄、龙髙桂。毛泽东为书记。

6月26日，湖南省委决定毛泽东率红四军出击湘南，派杨开明接任书记。同月，又指定袁文才和莲花县派二人为特委委员。

湘赣边界特委下辖边界各县县委。由于毛泽东担任了特委书记，他提出不再担任军委书记，建议由陈毅出任，得到了会议的通过。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的召开与边界特委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割据区域的军事和地方工作，带来了5月至7月各次军事行动的胜利和红色割据的发展。

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的当天傍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十余人，还有朱德妻子伍若兰及贺子珍等几个女同 志，到茅坪的牛亚陂村参加余贲民的婚礼。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师长、前委委员的余贲民，上山后担任后方留守处处长，负责筹建了医院、留守处、修械所、被服厂等后勤单位。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湖南汉子，与桃寮村一位山姑自由恋爱，在牛亚陂村举行婚礼。毛泽东和朱德领了一帮人前去贺喜。不料去了后，在众人谈笑之中，牵出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