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伍修权、郭化若、林伯渠等一批红军将帅，面对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喜人局面，挥毫泼墨，临阵赋诗，反映了他们坚定无畏的革命信念和敢于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本文介绍的是他们在长征途中撰写的5首“遵义会议诗”的相关情况。

　　伍修权：《七律·历史转折》（1935年1月）

　　伍修权，湖北武昌人。1925年10月，由我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5月回到中央苏区，历任瑞金红军学校第一期连指导员、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1933年秋，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李德作风粗暴，动辄训人。伍修权完全凭着对党无限忠诚的态度，任劳任怨既吃苦又受气地工作着。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和伍修权坐在会议室的西门边，列席了这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以及到会的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是针对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路线的。会议整整开了3天，伍修权始终陪着李德，将会上的发言一一翻译给他听。别人发过言还可以喝口水，而他却既要用心听清楚每个人的发言，又要将其用俄语翻译出来。大家批评李德的话、李德苍白无力的辩解，都由他来回传递。不能与李德直接交流，大家的怨气也间接传递到他身上，这使他显得极为尴尬。加上李德因为挨批评心情烦躁又连续地猛抽烟，使从不抽烟的伍修权又挨熏又挨呛且躲都躲不开，真正成了遵义会议上“最紧张和最辛苦的人”。但在这场事关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的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伍修权是“口在曹营心在汉”，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为此，伍修权在会议期间特作《七律·历史转折》一诗，表达他当时兴奋激动的心情：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

　　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这首七律，是作者参加长征和遵义会议的亲身感受，对红军在长征初期的艰难处境和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历史意义作了真实、形象的描述和概括。诗的前4句表现了红军在博古、李德指挥下遭受的巨大损失和陷入的困境，后4句描绘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国革命的崭新变化。

　　诗的首联写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被迫长征。诗的颔联写红军在长征初期的失利和忧虑。“血如注”3字，道出了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牺牲。诗中“奔何处”3字，蕴含着红军指战员当时的彷徨忧郁心情。诗的颈联写红军胜利占领遵义城和娄山关，为保障红军在遵义地区的休整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较安全的环境和条件。诗的尾联写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中国革命从此发生了伟大的转折。红军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扭转了革命的危局，挥师胜利北上。

　　伍修权的这首诗，为遵义会议这段艰难曲折、转危为安的历程留下了生动的历史图像，也是毛泽东开始走上全党全军领导岗位的真实记录。

　　1935年2月，伍修权随红军第二次进入遵义城。他和李德住在比遵义会议召开时还宽敞的地方。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央领导集体，善于团结李德等曾犯过错误的同志，并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建国后，伍修权先后于1979年10月、1985年1月两次莅临遵义。受党中央委派，出席了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遵义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开馆仪式等重要活动，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题写了刊名。1996年1月，他还专门为纪念遵义会议六十周年亲自写了贺词，表达了一位遵义会议参会者、红军长征老战士对遵义这片红色热土的深情厚谊！

　　郭化若：《七绝·遵义会后》（1935年1月）

　　郭化若，1904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赴苏联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9年，在福建龙岩参加了红四军，历任第二纵队参谋长、纵队队长、红四军参谋处任处长、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等职，一直在毛泽东、朱德身边工作。1931年6月，毛泽东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排挤出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郭化若也被撵出红一方面军，调任军委二局局长。1932年7月，郭化若被解除一切领导职务，调到红军军事学校。刚到红校，就被“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党籍。政治上的打击使他抬不起头，但他仍积极工作，并在工作中研究战术，思考总结我军一些战略战术问题。

　　1934年10月18日，郭化若随干部团走上了漫漫长征路。由于陈赓的信任，郭化若在团部做参谋工作。每当别的同志宿营休息时，他却要忙着号房子、写宿营报告、找向导、调查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工作量大大超过常人。出发时，因为他是被开除党籍的人，政治上受到歧视，生活上也无人照顾，连发衣服都把他落掉了。他连一双布鞋都没有，请人做了一双草鞋，脚后跟又正患溃疡，走第一天脚就磨破了，以后化脓、流血水，每迈一步都疼得钻心。郭化若回忆说，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我的腿也靠不了，只能是“长征全靠一片心”。就这样，他咬牙跛行8000里，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正好这时，他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听到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郭化若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七绝·遵义会后》一诗：

　　“千钧重担一丝悬，有术回天事亦艰。

　　十日长征停遵义，单纯防御责谁肩?”

　　写完诗后，沉浸在高兴之中的郭化若，还东跑西奔找老乡筹粮，忙了一天，晚上痛痛快快洗了澡，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令他惊奇的是脚后跟的溃疡痊愈了。想想一路来吃的苦，郭化若脸上挂满了泪花。他擦了擦就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你的忍耐和毅力感动了上帝，所以病一夜就好了。”

　　在这首诗中，他有兴奋，有担忧，也有大胆的追问。他兴奋的是遵义会议顺利召开，在危如累卵的生死存亡关头，悬起了“千钧重担”，挽救了党和红军。他担忧的是中国革命的艰难险阻、党内斗争的曲折复杂。但他相信毛泽东等能克服艰难，能“有术回天”。他追问“单纯防御责谁肩?”是对博古、李德“左”倾军事错误造成重大损失的声讨和谴责。可以说，这是一首有内容、有情感、有分量的记录“遵义会议”之诗，因为诗人的人生际遇和前途命运，完全和这次会议融合在一起。他说：“大家都很兴奋，认为中国革命有救了。我自然更高兴，不但是中国革命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我的错案也有大白的希望。当然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无论怎样估计这次会议的意义都不会过分。”也就从遵义会议开始，郭化若凭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一颗赤诚之心，更加树立起长征到底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成立，郭化若被起用为训练处长。他积极参与引进、编写教材，制定教育纲要，改革训练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1938年7月，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中央组织部本着遵义会议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路线，正式恢复了郭化若的党籍。

　　欧阳文：《长征》组诗之二（1935年3月）

　　欧阳文，湖南省平江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部宣传员，一团宣传队队长，二团俱乐部主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4日，欧阳文所在团打垮黔军侯之担部，抢渡乌江天险，占领了遵义、桐梓等城。此时此刻，红军终于脱离险境，迎来十多天的休整。1月15日到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全军欢欣鼓舞。欧阳文同团长谢嵩、政委苏振华一起高唱“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等威武雄壮、慷慨激昂的歌曲，挺胸昂首，阔步前进。

　　1月下旬，红军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一渡赤水河。于2月初进到云南扎西（威信）附近。2月中旬，乘敌后方空虚，红军又调转头来二渡赤水河，占领桐梓。2月25日至26日，欧阳文随所在团在娄山关同敌人展开激战，与兄弟部队一道全歼贵州军阀王家烈八个团，打垮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3月17日，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一个星期后，欧阳文又随部四渡赤水，把敌人的重兵甩在赤水河沿岸。毛泽东以红军一部佯攻贵阳，一部向黔东的瓮安、黄平挺进，给蒋介石布下迷魂阵。3月29日，红军南渡乌江，连克定番、长顺，渡过北盘江，胜利进入云南，把蒋军远远抛在后面。在战斗胜利的行军间隙，欧阳文在小小的笔记本上兴奋地挥笔写道：

　　遵义会议挽艰危，全军将士喜上眉。

　　重占遵义施计巧，再夺娄山显神威。

　　四渡赤水歼顽敌，三路白军化烟灰。

　　夜过乌江迫贵市，军威浩荡震蒋魁。

　　以上这首诗，分别是欧阳文所写《长征》组诗（共6首）中的第二首。后来，欧阳文在回忆长征时，激动地说：“长征是一段不朽的岁月，是一部英雄的史诗。我有幸经历了这亘古未有的长征，经受了人间最艰苦的考验，生命得到了最大的锻冶和升华。”而欧阳文的这首“遵义会议诗”，就是这举世无双的浩瀚史诗中的一朵浪花，也是他亲身经历“遵义会议挽艰危”后红军“军威浩荡震蒋魁”的真实写照。

　　林伯渠：《初抵吴起镇》（1935年10月）

　　林伯渠，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人，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3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没委会主任、总供给部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林伯渠随军出发。

　　在长征途中，林伯渠为保证红军部队的给养，仍然担负着筹粮筹款的重任。长时间的长途急行军，林伯渠的面容日益消瘦，脸色蜡黄，颧骨高高隆起，早已花白的头发更加银白，胡须也垂到了胸前。面对艰苦的环境，他怀着必胜信心，凭着坚强意志，用自己的双脚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走过了茫茫无际的大草地，越过了急流天险的金沙江与大渡河。在长征路上的夜行军中，红军战士常常可以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提着一盏明亮的马灯，站在险隘的路口，叮嘱着同志们“小心，小心！”红军写过一首山歌，歌唱长征中的林老：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宣告长征取得伟大胜利。面对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后欢欣鼓舞的场景，回顾一年来的长征征程，林伯渠写下了《初抵吴起镇》一诗：

　　“一年胜利达吴起，陕北风光慰所思。

　　大好河山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

　　坚持遵义无穷力，鼓励同仁绝妙诗。

　　迈步前进爱日永，阳关坦荡已无歧。”

　　在诗中，林伯渠通过一年多来的革命实践，充分认识到了遵义会议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只要坚持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能获得无穷的力量，就能踏上“无歧”的坦荡阳关，就会“迈步前进”，绘出中国革命的“绝妙”诗篇。

　　陆定一、贾拓夫：《长征歌》（1935年10月）

　　陆定一，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陆定一任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代表时,同王明等“左”倾集团产生了分歧。1930年陆定一回国,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上台,陆定一受到打击。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没有任何职务的陆定一扛着一根梭镖匆匆上路。途中,陆定一干重活,抬担架,挑东西。后来,队伍需要宣传鼓动工作,他就参加写标语,贴标语。遵义会议结束不久,长期遭受压制打击的陆定一被重新起用,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并接替邓小平主编《红星报》。整个长征途中，陆定一在作战频繁、战情紧急、印刷材料缺乏的情况下，冒着枪林弹雨，共主编出版了近10期《红星报》,每期印刷达七八百份，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动员和教育作用。

　　贾拓夫，原名贾耀祖，陕西神木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西安市委书记。1934年初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并负责为部队筹运粮食。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地区，他受中央委托，担任与陕北党组织以及陕北红军的联络工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可是，革命队伍的一些同志也有些不正确的认识，张国焘更是竭力散布“中央红军失败了”的悲观论调。因此，回顾长征的战斗历程、肯定长征的伟大成绩、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就成了统一思想、教育干部、鼓舞红军指战员继续前进、开拓新局面的一项紧迫任务。陆定一与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合作，于1935年10月写了《长征歌》。歌词采用民歌叙事诗的手法叙述长征，因为长征历时13个月，故作13段，每个月写一段，反映在这个月里的大事件，13段合起来就是长征的全过程。《长征歌》歌颂了长征的胜利，充分表现了红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全诗押韵不求统一，每段一韵，比较自由；文字生动活泼，娓娓叙事，朗朗上口，谱上曲，“供军民歌唱”，广受欢迎。其中写到遵义的第4段“一月”为：

　　“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

　　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

　　1983年4月，为突出遵义会议，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陆定一又对这首《长征歌》进行了修改润色，将第4段“一月”改为：

　　“一月进入贵州地，军取乌江到遵义。

　　遵义会议载史册，保证长征得胜利。”

　　为此，陆定一还专门做了说明：“这个歌（《长征歌》），是红军第一方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现称吴旗县)后，与贾拓夫同志合编，供军民歌唱的。时为1935年10月，即48年前了。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生九十周年。将此歌加以润色，再次发表，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