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客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与会者共20人。

会议围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展开。

会上，首先由秦邦宪（博古）代表中央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即主报告。他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强大，白区革命运动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等客观原因上。而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缺乏认识，并为之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即军事报告。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两个报告之后，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提纲在会上作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亦称“反报告”。张闻天在报告中列举事实，说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违背红军过去在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所造成的。

张闻天报告之后，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毛泽东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的。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左倾领导人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与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完全相违背。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王稼祥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明确提意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朱德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会议开了三天，作出四条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是陈云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93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的苟坝，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亦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又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至此，遵义会议后的组织调整工作便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在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觉悟的基础上，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左”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恢复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