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巍峨，高耸入云，起伏蜿蜒，“无限风光在险峰”，令人赞叹。

人们往往看到的都是山峰之壮美，是否关注过，那默默托起山峰的基石？没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如何隆起？珠穆朗玛峰怎样高耸？

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中国革命史诗，有数量庞大的参与者，他们的名字叫人民群众。他们用瘦弱而坚硬的臂膀、柔软而滚烫的鲜血、脆弱而顽强的生命，将中国革命推向胜利的巅峰。

他们是大山的基石。

李大钊较早就注意到民众的力量。他在1918年12月发表的 《庶民的胜利》中说：“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

毛泽东则是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

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刊物。从第二期开始，他用了 3期连载他写的长文《民众的大联合》。他认为，实行社会大变革的“根本的一个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历 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

此时，毛泽东对于民众联合的力量，还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理解。真正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巨大冲击力，则是在他投身革命实践之后。

从1921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毛泽东到安源路矿指导工作开始，到1923年4月，毛泽东先后7次到安源。

经过调研，毛泽东决定把安源作为工人运动的一个基本点，并陆续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到安源工作。

1922年9月，毛泽东第5次到安源，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提出了 17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毛泽东提出的“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被采纳作为大罢工的口号。大罢工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这次罢工经过5天的激烈较量，工人们获得全胜。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毛泽东又先后两次到安源，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防备路矿当局对工人俱乐部的破坏。

1922年10月，继安源工人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领导了长沙6000多个泥木工人的罢工运动。这次罢工持续了20天，取得了胜利。

紧接着在这一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

同月，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一成立，立即开展了请愿斗争。经过3天的请愿谈判，逼迫赵恒惕政府接受了工人的要求。

风起云涌的中国工人运动使各种反动势力和军阀惊恐万状，他们联手采取了镇压的暴力手段打压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还处于弱小的中国工人运动一时落入了低谷。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在（1925年） ‘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 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从城市工人运动，走向农村农民运动，这不仅仅是工作场所的变化，更体现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点的把控。这种把控，源自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一步步深化。和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中国的农民数量更多，中国的农村地域更广阔。因此，农民运动蕴藏的力量更强大。

所以，1926年3月，在毛泽东出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后， 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的工作了。

在农讲所，毛泽东讲授了3门课：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重点课程是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给学员们分析，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没有得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三亿二千万农民的拥护，“可以说中国国 民革命是农民革命” 。

为了帮助更多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开阔眼界、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1926年9月，毛泽东组织人员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并为第一辑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中，毛泽东清晰地阐述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同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了一个《目前农运计划》。毛泽东在这个计划中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 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计划制定好了，毛泽东于当月赴江西、湖南、湖北几省视察，商量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此时，北伐战争呈摧枯拉朽之势推进，所到之处，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仅湖南一地，到1927年1月止，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就有200多人，农民协会会员达到200多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有1000万人。

中国革命，第一次显现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

中国大地上突然兴起的狂风暴雨似的农民革命运动，让几乎所有人都猝不及防。叫好的，批评的；赞赏的，怀疑的；肯定的， 否定的。各种舆论纷纷扬扬，中共党内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在这一年12月中旬召幵的中共中央特別会议上，总书记陈独秀就对湖南的工农运动提出了批评，用了“过火”“幼稚”“妨碍统一战线”等措辞。

对于社会舆论和党内出现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依然用调查研究的方式来判别真伪。

刚进入1927年，毛泽东就在他人陪同下，行程700多公里，用了32天，深入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这一次长时间的实地考察，让毛泽东耳目一新，兴奋不已。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随即向中共湖南区委做了几次报告，并向中共中央写信报告考察情况，用事实简要批评党内存在的几个错误观点：“(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为了详细报告这次考察了解的实际情况，并充分阐明自己对农民运动的观点，毛泽东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高调赞赏湖南农民运动：“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这种暴风骤雨似的农民运动，很快被接连发生的反革命政变镇压下去了。

大革命失败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夭折了。

但革命还要继续，农民中蕴藏的巨大力量还在。对这一点，毛泽东深信不疑。

八七会议决定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但当这一计划因为敌我双方实力悬殊而不能实现时，毛泽东冒着被批判为“逃跑主义”的风险，当机立断，率领起义部队放弃攻打大城市，转向到农村建立根据地。

这一转折，将中国革命引向了一条胜利之路。

毛泽东做出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决定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了解，建立在他对农民运动的了解， 建立在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建立在他对中国农民中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的了解。

朱德在南昌起义后随着大部队一路南下去攻打广州，遭受强敌围追堵截，战事失利。三河坝分兵后，朱德率一部辗转经湖南折回江西，听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根据地，便毫不犹豫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壮大了根据地的力量。

彭德怀后来也率部上山来了。

根据地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依托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转而研究农民运动，毛泽东实现了第一次思想和行动转变；从研究农民运动，到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再次实现了一次思想和行动转变；从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到率领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这次的思想和行动转变，引导中国革命寻找到一个蕴藏着巨大力量的民众群体，使两股力量联合，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股力量的联合，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核聚变。

井冈山根据地人民接纳了革命力量，并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朱毛红军会师的宁冈县是个小县，井冈山斗争时期，全县人口才5万多人，但参加红军的就有3600人，暴动队3800多人，赤卫队1100多人，还有少先队1600多人，儿童团1300多人，参加支前的4100多人，妇女洗衣队880人。这些数字的后面，可以看到民众的巨大力量和他们一颗颗滚烫的心。

在后来的中央苏区，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和热情依然如此。

红军长征出发前扩红，1934年5月1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号召苏区人民“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5、6、7三个月中扩大红军5万名。号令一出，苏区人民热烈响应，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瑞金县在一个月内，就扩大红军5400人，超额30%完成任务，成为“扩红”突击“模范县”。被毛泽东赞誉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 “模范县”兴国县，在80%的青壮年已参加红军的情况下，一个月内再“扩红” 5000余人。当时兴国县人口总数为23万人，参加红军的就有8万人，有23179人成为烈士，其中牺牲在长征途上的就有12000多人。

在红军长征出发地几个县内，到处都能看到母亲送儿、妻子送郎参加红军的感人场景。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福建上杭才溪乡出现了10位开国将军和一大批师职军官，因而享有“九军十八师”之美誉。当年仅有1.6万人的小山乡，有3762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其中1192人牺牲，又被称为“英烈之乡”。才溪乡巨大的荣耀背后，是像大山一样沉甸甸的数字：一家2人当红军的有200户，3人当红军的有46户，4人当红军的有7户，5人与6人当红军的各1户，夫妻同去当红军的有9户。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曾盛赞才溪乡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和“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长汀县有17000多人参加红军，其中6600多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和抗日战场。这个县的河田中坊乡，全乡百分之百的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

到6月30日，整个中央苏区实际“扩红”62269名。3个月 的“扩红”计划只用2个月就超额完成了。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流传着一个“八子参军” 的动人故事。

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农民杨荣显老人有8个儿子。穷苦人饭都吃不上，更没文化，取名字都简单，好叫好记，他们都叫生保，按照年龄排序，8个儿子从一生保叫到八生保。为了响应苏维埃政府扩充红军的号召，杨荣显将自己的8个儿子全部带到了参军报名处。第一次，杨荣显有5个儿子被部队留下了, 另外3个还不到年龄，只能先把他们带回家。结果，在激烈的战 斗中，从一生保到五生保，先后全部战死沙场。在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的时候，杨荣显老人把剩下的3个儿子一起送到了红军部队，上了前线。“扩红”干部请杨老留下一个儿子照顾家庭，他却说“不要紧，要上都上”。不久，六生保在广昌战役中牺牲了。

时任瑞金直属县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邓小平知道杨荣显一家8个儿子都参加红军的事情后，专程前往看望杨老，并建议中革军委能召回一个儿子照顾年迈病重的老人。一路辗转，工作人员终于在宁都县黄陂战场找到了机枪手七生保、号手八生保，但两人请求组织打完这场战役再回去照顾老父亲。谁知这一 场战役下来，杨荣显的这两个儿子也壮烈牺牲了。8个儿子，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牺牲，满门忠烈。儿子是父母心头肉，没人强迫，他可以一个都不送，也可以留下几个支撑家庭、传宗接代， 给自己养老，但杨荣显做得十分决绝，8个儿子，一个不留，全部送去当红军。他知道当红军是去干什么，是去上战场，而上战场就会有牺牲。已经牺牲了5个儿子，但他依然毫不犹豫，把剩下的3个儿子送进红军队伍、送上战场。

我们不知道这位老人当时的想法，但能理解这位父亲当时的情感，他一定是把苏维埃政府、红军的事当作自己的家事。怎么不是自家的事？祖祖辈辈种田，却没有自己的田。红军来了，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给自己和像自己一样的贫苦农民都分了田。还有更重要的，自古以来，谁把种田人当人看？只有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不仅把种田人当人看，还把这许许多多种田人奉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啊！哪有主人为自家的事不尽全力之理? 这正是老区人民像水晶般清澈、如黄金般珍贵的情感。

2012年6月，被编成赣南采茶歌舞剧的《八子参军》在北京演出。这是应文化部之邀，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从全国抽调23个剧目在北京参演，《八子参军》是其中之一。安排这出剧参加这样的主题演出，以这样的形式来纪念毛泽东的讲话，最恰当不过了。

根据地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子送去当红军，保证了红军队伍的兵源扩充，保证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这是根据地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最无私、最有力的贡献。

根据地广大民众如此发自内心地拥护、支持革命，是因为感受到共产党给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翻身和经济上的最根本利益——分到了土地。他们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他们的回报就是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全力支持和拥护。

1928年，即井冈山根据地农民分到土地自己耕种的第一年，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宁冈县粮食总产比上一年增长20%，永新、莲花、遂川等地粮食产量也获得空前好收成。永新西北特区汗江 乡沐头村的910亩早稻比往年多收8万多斤。

中央苏区时期，土改后当年粮食产量增长15%。广昌县农民分到土地前亩产粮食160斤，1933年达到300斤。闽浙赣苏区1932年提出粮食增产50万担的目标，1933年全苏区粮食增产20%，平均亩产比上一年增产一担。

粮食的丰收后，根据地农民们除了自己留下基本口粮，多余的均卖给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

除了粮食，由于部队需要的棉布数量巨大，根据地政府号召农民种植棉花，制定政策给予种植棉花的农民免征土地税，并予奖励。1933年，闽浙赣苏区每户农民种植棉花1至2亩，当年棉花产量约10万斤，基本实现全省棉花自给。1934年，中央苏区部分县棉花种植面积达1.6万担，获得好收成。农民收获的棉花，大部分由苏维埃商店、合作社和红军部队按市价收购。

永新南乡斗笠产生于东汉建安九年（204年）永新建县始，有千余年历史。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永新三湾后，南乡人民动员了许多编斗笠能手，给每个工农革命军战士送去一顶斗笠。在井冈山斗争全盛时期，红军发展到数万人，一次动员后，数万红军的头上都有一顶南乡斗笠。当时有首红色歌谣唱道：“小小斗笠头上戴，避雨遮风防日晒。千难万险全不怕，彻底打垮反动派。”后经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提议，南乡斗笠改名为“永新红军斗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