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在西北兰州城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衣衫破烂、神态疲惫的年轻女性。经过自我介绍，年纪大一点的叫王泉媛，是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小一点的叫王秀英，是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战士。她们是当天从一个叫马进昌的马家军团长家冒险逃出来，一路奔走90多里来到兰州，才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的。

原以为找到了办事处就是回到了娘家，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回答却像一盆冷水当头浇来。工作人员告诉她们，对西路军失散的人员，上级有指示：离队一年的收回，两年的审查，三年的不管。八路军办事处没有收留她们，给了她们5块大洋。

王泉媛是吉安县敖城乡沪富村人。1930年，共产党发动了“敖城暴动”，王泉媛参加革命，先后担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副主席等职。1934年入党，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在长征路上，王泉媛与王首道结婚。婚后第二天，两人就因为工作分开。同年，王泉媛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到陕北后，王泉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

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主力撤退，王泉媛率部阻击敌人，因寡不敌众，受伤后被俘。算起来，她们离开部队两年了。这两年怎么过来的？别人不知道，她们自己清楚，那是历经磨难、生不如死。

几十年后，王泉媛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这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我痛苦至极。部队打散失利我没有掉泪，可这回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让我掉了泪。

王泉媛跟随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用双脚走完了长征。无奈， 只得沿着当年长征的路，又走了一回长征，一路乞讨回到了家乡。

1942年7月，当王泉媛辗转3年回到江西老家吉安县时，一身破衣烂衫，人也脱了形，家里人都不认识她，乡亲们也说她不是王泉媛。在她准确地说出以前家里的情况后，母亲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女儿。这一年，王泉媛才29岁。

回到家乡的王泉媛想找到家乡的党组织。但红军离开后，家乡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王泉媛一直未能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她在娘家开了一家饭店，以此为掩护，暗中寻访中共地下组织，但一直未能如愿。

1948年8月，王泉媛与泰和县早禾市刘瓦村刘高华结婚。1949年秋，泰和解放，她先后在津洞乡、禾市区工作。1951年， 因丈夫被诬告人狱受株连。1962年平反后，担任大队妇女主任、生产队长，后调公社工作。

1962年春节后不久，朱德、康克清夫妇重上井冈山。长征途中曾与王泉媛一起三过草地的康克清也一直千方百计寻找她的下落。这次，阔别27年的战友重逢，格外激动。康克清对吉安地委负责同志说：“王泉媛同志我了解，这么好的同志该让她出来工作。”

这年冬，王泉媛担任泰和县禾市镇敬老院院长。至1971年，她先后收养过7名孤儿把他们培养成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泉媛受到冲击和迫害。

“文革”结束后，她的处境逐步得到改善。1981年，她应全国妇联邀请，参加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曾任江西省政协第四届委员。

1989年，在中央和江西省委的重视下，组织为王泉媛落实了政策：军龄从1930年算起，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级待遇，行政14级。这一年，王泉媛已76岁高龄。

当年，王泉媛参加红军，加人中国共产党，跟随红军长征，成为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历尽艰险和生死考验，她并没有想到自己要享清福，而是像千千万万个共产党人一样，为了一 个坚定的信念；战事失利被俘，宁死不屈，逃出虎口寻找组织，再走长征路回到家乡，并用了 40多年的时间寻找党组织，重新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共产党员，还是为了当初那个信念。

2009年4月5日，王泉媛逝世，享年96岁。

她用一位女性柔弱的身躯和波澜壮阔的一生，证明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

1930年11月底，遂川县十三乡苏维埃政府赤卫队队长曾保华接过两枚印章：一枚上面刻着“遂川县全安乡苏维埃政府”的 字样；另一枚刻着“遂川县第三区第十三乡苏维埃政府”的字样。 看到这两枚印章，曾保华脸色凝重起来，他知道，这两枚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凭证。要保护好这两枚印章，这个任务不轻。他把印章小心地藏在自家屋梁上。

遂川属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幵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并成立了遂川农民自卫军。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于1928年1月攻占了遂川县城，建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随后，各乡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昔日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士兵现在掌了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这让以萧家璧为首的遂川县反动派恨之入骨。

1930年底，红军撤离遂川，遂川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头子萧家璧带着反动民团，对根据地人民进行了疯狂报复。他们来到西庄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府干部，追查苏维埃政府印章。

西庄乡的干部和许多革命群众都知道，这颗象征着红色政权的大印藏在曾保华家里。可是，大家谁也不肯透露半点风声。

敌人见问不出结果，露出了凶残的本色，大开杀戒了：

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帮万被枪杀，他的父亲、妻子被绑走， 他们没有说；

农民李耀琦被抓去严刑拷打，直到被打死，他也没有说。

敌人冲进曾保华家，将他五花大绑，逼他交出印章。曾保华对这些匪徒怒目圆睁，大声说：“我死也不会把印章交给你们 的！”敌人用刀朝着曾保华的脖子、手臂上一刀刀砍下去，鲜血像箭一样从曾保华身上射出来。曾保华胸膛高挺，大声高喊：“毛委员领导的工农革命一定会胜利！苏维埃政府不会饶恕你们的! 人民不会放过你们的！”

敌人对曾保华无计可施，残忍地杀害了他。

接着，敌人把曾保华的妻子，共产党员、妇女主任郭桂英和他们13岁的儿子曾长生绑着，推到曾保华的尸体前，威逼他们说出红色印章的下落。郭桂英怒骂萧家璧：“萧屠夫，要命有一条, 要印章，妄想!”

敌人气疯了，将杀猪刀将郭桂英捅死，用锄头将曾长生活活打死，并将他们一家三人的尸体浇上煤油焚烧……

大印保住了。

现珍藏在遂川县革命纪念馆的印章，见证了遂川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革命事业的不怕牺牲精神以及对信仰的不屈信念。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在根据地有很多很多。

由此可以看到，无论在大革命疾风暴雨的冲刷中，还是在北伐的枪林弹雨中；无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中，还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大大小小的多次起义中；无论在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崇山峻岭中，还是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无论在遍布全国的抗日战场上，还是在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上，都有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在为自己的信仰英勇奋斗，为坚守自己的信念流血牺牲。

1927年牺牲的共产党人和烈士有30万；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堂墙面上，镌刻着井冈山斗争时期牺牲的共产党人和烈士名录15744人，另有3万多名英烈没能留下姓名；

长征途中牺牲的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有8.6万多人，其中每一里路上就有一位兴国籍的战士倒下；

还有在抗日战争时牺牲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

每一个革命历史时期，都有着难以计数的共产党人在流血牺牲。而且，斗争越是残酷，牺牲的共产党人越多。仅在江西，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有25万人之多，而这个数字是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

还有很多没留下姓名的。

从赣南苏区兴国县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国上将萧华，在他的《长征组歌》中写道：“革命理想高于天!”

这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无数共产党人用磨难、鲜血和生命书写的。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他的《信仰的权利》一诗中写道：

............

是磐石和钢铁一般的信仰，

才让我们的父辈创造了超越生命的奇迹。
否则，他们中的一些人，

就不会抛弃优越的生活和地位，

去献身一种并非乌托邦的崇高事业。

这个队伍的基础穷苦的农民子弟，

也不可能被锤炼成坚定的战士。

对这样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

我当然相信，也作为一个诗人预言，
再过一百年，再过一千年，

它仍然会是一个民族集体的记忆。

到那时候我们的后人——

也一定会为他们的先辈肃然起敬。

如果在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

还有什么可传承和值得自豪的权利，

那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

信仰的权利，而不会是其他。

难怪有一位幸存的女革命家这样说，

要是我们背弃了死难者的理想，

就是多活一天，也是一种罪过！

信仰高扬，信念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