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小妹被敌人杀害,小弟被红军枪决--贺子珍

1935年7月底，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来到了毛儿盖地区。

为了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 局在毛儿盖召幵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 德、张国焘、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还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 臻、李先念等。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

早在6月25日，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到达懋功县两河口，与张国焘率 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决定改原定在川西建立根据 地的方针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了创建陕川根据地，会议决定集中 主力向北进攻，发动松潘战役，以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 潘后，红军主力向甘南前进。但是，张国焘原以为中央红军有30万人马， 会合后发现毛泽东他们已不足2万人，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中央红军， 野心膨胀，阴谋分裂红军。两军会合后，他阳奉阴违，大耍两面派手法，反对中央北上政策，向中央争权，毛泽东等人被迫让他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后，仍不满足，继续分裂红军。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迟迟未能北上，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7月中旬，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薛岳部师长以上将领的军事会议，调兵遣将，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这样毛泽东等人原定的松潘战役的计划就很难执行了，因此，毛泽东等人转而准备发动夏洮战役。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红军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西进，其主要的目的是拖延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

毛儿盖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此时，发生了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被杀事件。

长征出发后，贺敏仁一直在部队当司号兵。他在家中是最小，从小备受父母和兄姐的关爱，十五六岁就参加了红军。由于姐姐、姐夫和哥哥都在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他年纪小，自恃姐夫和兄姐们都是“大官”，平时自由散漫，政治觉悟比较低。在长征路上他忍受不了艰苦的生活，肚子饿时，爱发牢骚，并且与周围战友关系也不好。部队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

可是，一天，忽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人喇嘛庙，私自拿去了 1000多个花边银钱。”

情况反映到了师部。师部马上派人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

但是贺敏仁违背了纪律是事实，师部仍要严肃处理，要枪毙他。贺敏仁只好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我写封信给姐姐贺子珍， 反映这个情况，救我一命！”

但是，这永新老乡也不识几个字，琢磨了大半天，也写不出一封信，最 后，他索性对此事不问不管了。

贺敏仁被抓起来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商诅：“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

然而，这时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结果，发这份电报，又延误了些时间。

此时，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枪决。

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 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子珍和毛泽东。

这时伤口还未痊愈的贺子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是，她控制住自己， 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

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因为，一个最壮的挑夫，最多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 他根本拿不走1000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 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100个铜板也就值1元钱。结果，他一拿钱，平时对他有意见的人就故意夸大事实，而领导也没有作任何的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釆取了行动。贺敏仁也因此命丧黄泉了。

贺子珍调查之后，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

此时，毛儿盖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与张国焘的斗争很激烈。会议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天天忙于说服张国焘等人，常常是半夜才回到住处。

毛泽东听了贺子珍的反映后，没有做任何表态。

事后，贺子珍也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若干年后，她见到自己的兄妹，谈到这件事的时候， 贺子珍态度很平静，她说道：

“我们一家革命,小妹先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