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4日，王佐、袁文才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都只有32岁。

    关于王佐、袁文才被谁杀死的问题，过去史学界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当时毛泽东、朱德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杀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怀，而且在事发后第3天，也就是2月27日，长沙《大公报》发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后来，普遍认为是彭德怀杀死了他们。林彪、四人帮曾将此作为彭德怀的一大罪状；第二种意见认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又被称为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三种意见认为，是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昌偕策划，彭德怀“轻听轻信”，没有冷静思考，当然主要应该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昌偕负责。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十）对土匪的关系”这一部分明确规定“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若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99－400页）而王佐、袁文才二人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是井冈山地区的两大土匪组织头目。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井冈山当地土客籍矛盾所致。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地的。因为当地的“土著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家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

    1929年，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地步，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前委随之而去，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高的行政机关。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干部，时年24岁，是追随毛泽东上的井冈山，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惟一的依靠。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处死。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乾元、朱昌偕先后任书记，副书记、常委、执行委员几乎都是土籍人士。当时，在宁冈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称，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土籍的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之间已出现互不买帐的现象。袁文才、王佐不大听从特委的领导，特委则认为袁、王闹独立，想占山为王当土匪，所以视他们为潜在的敌人。1929年5月至8月，湘赣边特委负责人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则竟然把袁、王当成不可救药的“匪首”，报告中说：“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关系日趋恶化，过去对土匪的缓冲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见，邓乾元不仅把袁、王当<var>九-九-藏-书-网</var>成敌人，甚至对边界政权也予以否定。

    在土籍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人苦苦寻找机会对付袁文才、王佐时，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王、袁问题，这一想法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他们又无力对付。于是，他们就打算将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王佐、袁文才修书一封，约王佐、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他们还派出特委负责人朱昌偕、王怀等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等等。最后，彭德怀信以为真，就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

    就这样，王佐、袁文才被害。可见，上述第三种意见，即彭德怀偏听偏信朱昌偕、王怀等人之言，错杀了王、袁较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