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正在召开时，赣敌以两个团的兵力，向宁冈进犯，一路进至宁冈新城，一路进及永新汗江。敌人的突然来到，红五军因不明敌情，退往宁冈大陇，敌军即追至茅坪，为避敌锋芒，红五军移至八面山下的井水背村，一面继续开会，一面欲探明敌情，再决定战斗与否。岂料，5月22日敌人开始沿山进攻。由于敌人行动快速，我军一因敌情不明，二因部队新编不利于战，于是特委决定红五军由八面山退往酃县视情而定，“或右出拿山至永新，或左出茶陵回小江”。然红五军退入酃县后，又闻报遂川、茶陵各有敌军前来堵截，遂不得不转战湘粤赣边境，离开了边界。

    红五军离开边界远去，边界原红军独立一团也随之而去。顿时，边界的革命力量大减，被敌人钻了空子，割据局面再次受到损失。

    敌人见红军已远去，即返身直穿九陇山，向我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取包围形势。湘敌门炳岳旅刘宗武团伙同茶陵县县长带领正规营一营兵力和保安队，从茶陵和尚庄出发，直穿九陇山到永新。我永新六区赤卫队和永新莲花赤卫队凭险抵抗，终因敌众我寡，撤出战斗。敌人见状，知我兵力空虚，将部队分成小分队到处大烧大杀。敌人把烧杀的重点范围定为三大块：一为小江区，二为东南区，三为西北区。结果，除西北区外，小江区、东南区的农民群众屋宇被烧得精光，财物被席卷一空。与此同时，莲花的红色区域也遭受损失。

    面对敌人的淫威，边界特委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和灵活战术，与敌人进行抗争：（1）集中赤卫队统一指挥打击分散了的敌军队伍；（2）尽可能地武装赤色区域群众，领导他们开展游击战争，骚扰敌人，令其吃睡难安；（3）在符合革命条件和不失掉群众的前提下，能灰色的尽量灰色，不能灰色的区域则加强武装和警戒，努力奋战，四面游击，打击敌人。

    由于措施得当，在边界6月无主力部队的时候，除永新和莲花受到较大损失外，其余几县损失较少。并且，在严酷的斗争现实中，贫苦农民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宁愿结草而居，誓与敌人奋斗到底，并迫切要求发枪给他们”。

    在此困难时期，虽然边界党采取的政策与策略是正确的，但终因无红军正规部队，难以恢复和发展割据局面。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以沉重的笔触写道：“以5月半间起至6月底止是边界革命之被破坏时期。”

    1929年6月底，红五军从湘粤赣边境游击归来，经南雄、大余等地回到宁冈，并接连收复遂川、宁冈两县城。红五军的回归与胜利，有力地推动了边界武装割据局面的恢复与发展。于是，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攻打安福。攻打安福不仅可以解决部队给养问题，而且可孤立永新、莲花的国民党军队。当时，红五军是受边界特委指导的，彭德怀、滕代远等接受了会议的决定。

    7月中旬，红五军前往安福。当到离安福城30里的地方，与敌工兵营及少数靖卫团遭遇。红五军指战员奋勇冲杀，激战三四小时，将敌击溃，随即乘胜追击，进抵安福城下。岂料城内守敌负隅顽抗，死守如磐。红五军久攻未克，在开返宁冈的途中，恰与敌七十团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是役，红五军重创敌军，击毙击伤敌七十团300余人，缴获大批枪弹，俘虏数十人。

    安福战斗的胜利，“有如春雷之初夏，振奋了群众的勇气，吓退了敌人的猖狂”，一挽长久陷气势不振的状态。这时，由于敌人因赣南问题不能解决，不能顾及赣西，原有的驻军又各保前程，无进攻红军的能力，因此边界的武装割据得以逐渐恢复。边界特委所辖区域内，永新、莲花、宁冈都成立了正式县委，酃县和遂川有了临时县委，茶陵成立了特别区委，攸县也有一个支部，归莲花管辖。加上特委对莲花、永新、宁冈的赤卫队进行了改编和训练，实行了统一指挥、分散游击的政策，边界的地方武装力量也有了发展，枪支数量达到500支，割据区域已恢复到莲花2／3，永新2／5，宁冈1／5。在这些公开的红色区域内，“群众不论大小老幼通通认识苏维埃”，“并有群众要求公开分田的区域”。

    然而，在安福战斗中，红五军也受到较大的伤亡。军参谋长刘之至、第四纵队长贺国中英勇牺牲，全军伤亡官兵160余人。因此，为整顿和加强红五军的力量，“将五、六纵队合并成一纵队，仍以王佐为司令官，纵队以下设两支队，一个支队长为李灿同志，一个是秉生同志，支队之下设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以90杆好枪编成之。军部有一个特务队，其余传令兵、勤务等俱背枪。党的组织共分三级，每大队立一支部，辖于支队队委，支队委归纵队委管辖。纵队委书记是刘宗义同志，纵队政治部主任是滕代远同志。两个支队党代表，一个是何长工同志，一个是刘宗义同志。”

    红五军的回归与安福战斗的胜利，以及边界局面的重新创造，当时特委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从7月起又是前进的现象，而各地的秘密工作，则经常不断的都有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