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红军自出击赣南以来，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四军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歧，愈来愈明朗化，红军中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1929年6月下旬，为了总结四军下山后半年多来的斗争经验，解决党和红军的建设问题，四军前委在闽西龙岩伦明堂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这次党代会由于中央“二月来信”的影响，以及红军处于初创时期，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前委领导机关又未能取得统一，因而出现了一些争论。

    “七大”前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井冈山时期，曾在红军中设置了党代表，把支部建在连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但是，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有些带有旧军队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干部感到约束，表示不满，认为“党代表的权力太大”，“前委包办代替了军委的工作”，因而提出了“军事领导政治”的主张和“司令部对外”的口号。

    2.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党代表是“家长制”，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说了算。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事无大小都要交下级讨论，然后上级再作决议，否则就是不民主。

    3.关于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问题。有人认为“不打不骂是带不好军队的”，“城隍庙的鼓三天不打就上灰尘”，主张“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提出取消“士兵委员会”。

    4.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一些持单纯军事观点的同志忽视了红军战争的根本任务，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而热衷于“走州过府”、“招兵买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流寇生活。

    这场争论的焦点，后来集中在要不要建立军委的问题上。

    井冈山时期，是有军委的，毛泽东、陈毅、朱德都任过军委书记。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以后，为了应付险恶的局面，减少层次，在寻乌项山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曾一度取消了军委，统由前委指挥。“七大”前夕，在围绕着要不要再设军委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在5月底的永定“湖雷会议”上开始争论，在军委设置问题、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上，朱、毛之间意见不一，刘安恭、林彪等争论激烈，扩大矛盾。6月8日，红四军在攻克上杭白砂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是否设军委的问题。时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竭力主张设军委，指责“党管得太多”，“权太集中前委了”，毛泽东是“家长制”、“书记专政”、“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等。时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会前几小时给毛泽东送去一封信，指责朱德存有“封建关系”、“军阀作风”、“政客手段”等，挑拨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四点书面意见，主张集权，反对“分权”，维护前委对红军的直接领导。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在领导层达成共识。会上两种意见愈争愈烈。毛泽东觉得“不生不死”，愤而提出辞去前委书记。会议最后以36票对5票的绝对多数表决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同意毛辞去前委书记，指定陈毅担任临时前委书记。当晚深夜，林彪又托前委秘书江华转给毛泽东一信，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

    6月14日，毛泽东根据前委决定，以给林彪复信的方式，写了一篇长文，就全军党内争论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在信中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归纳为14个问题，批评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分析了党内争论发生的原因，解释了“坚辞前委书记”的理由等。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不是个人和一时的问题，而是“历史的结穴”，是“错误的思想路线的最后挣扎”，是“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话说的比较重，但总的导向是正确的。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是后来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基础。

    6月15日，朱德根据前委意见，也以给林彪复信的方式，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三点意见。

    在双方争执不下、朱毛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在红四军三打龙岩后，前委于6月22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试图以会议形式解决问题。

    “七大”由临时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召开。他从党的事业出发，以团结为重，进行了必要的调解工作。他风趣地说：“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国之间，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

    “七大”只开了一天。争论的结果，决议不设军委，加强前委的工作。会议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大会在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成员除中央指定的朱、毛不动外，“大会选举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同四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各选士兵同志合计13人组织前委会，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央批准，在未批准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

    “七大”在中共党史上产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影响。

    “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蛟洋一面养病，一面指导闽西特委工作。陈毅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并向中央汇报工作。

    1929年9月下旬，在红四军出击闽中、东江之中，由代理前委书记朱德主持，在上杭县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八大”开了三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但也有好的一面，就是促进了一部分人的觉醒。会后，红军中许多同志（如彭佑、郭化若等）纷纷写信要求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工作，朱德亦表赞同。但因无中共中央指示和前委会议决定，故毛泽东未能回四军复职。

    陈毅在上海期间，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革命斗争以及“七大”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和主持中央军委、组织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认真地听取和研究了陈毅的报告，表示支持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小组，全权处理朱、毛问题，并以中央的名义，于9月28日写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交陈毅带回，以此来统一红四军前委的指导思想。

    中央“九月来信”中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决定是：“毛仍应为前委书记。”

    陈毅归来，在上杭官庄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朱德表示拥护。于是，朱、陈致信在上杭蛟洋养病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欣然于11月26日到达汀州，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12月28日，毛泽东在古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

    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以及朱德、陈毅等的协同努力，红四军党的“九大”开得很顺利、很成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大会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一部分即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决议中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雇佣思想、军阀残余思想、小团伙主义、个人主义、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进行正确路线教育”的措施和方法，使党和红军内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理，结合根据地的实际，论述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根本问题，分析了党和军队中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及其纠正方法，从实践上解决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来不及解决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党”的问题，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

    同时也充分表明，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业已基本形成。正如邓小平所言：“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从此，红四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