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打破湘赣两省敌军严酷的经济封锁，解决红军的给养，活跃边界的经济，毛泽东和边界党领导边界军民在井冈山上井村创办了一个造币厂。

    上井造币厂是在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在边界原有的“谢氏造币厂”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

    20年代初，广东龙川县有个银匠世家，在兵荒马乱中，兄弟谢荣珍，谢荣光（又叫谢火龙）等迁徙到江西遂川的五斗江避难，后又移居东坑村。谢氏兄弟不善务农，便利用造银器的特长，在东坑偷偷玩起了造“花边”之事。开始，不敢贸然从事，造一点用一点，靠此以假乱真，维持生计。后来，兄长去世，家当由其弟掌管。这谢火龙更为灵光胆大，他广收铜板，加以少量银质，造出了“银色铜”的假银元。派人成捆成担地挑到广东、湖南及江西等边远山区变售，竟获巨利。后来，官府发现谢氏造假银元，便下令取缔，并通缉谢火龙。谢又将“花边厂”移到永新县牛田村，继续生产，后终因官府查缉甚严，被迫停业。王佐拉起绿林军后，闻知此事，大胆把谢火龙接上山来，专造“花边”，以供绿林军用。毛泽东部上山后，便停造了。1928年5月下旬，袁文才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他目睹湘赣两省敌军的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想起王佐曾办了个“花边厂”。于是，请示毛泽东及边界特委同意后，重请谢火龙等当师傅，办起了造币厂。

    花边厂——造币厂，几经沧桑，几经变迁，性质变了，规模大了，成为红军反封锁的一个重要单位，归属王佐的防务委员会直接领导。

    造币厂设在上井村一位邹姓老表家，同时分别在黄洋界下的牛路坑及茨坪设立银元粗坯车间。生产扩大规模后，又从跟随秋收起义部队上山的水口山铅锡矿工人中抽调了部分战士充实到造币厂。说是造币厂，其实一切生产设备极其简陋，全是白手起家，沿用了乡间打铁的风箱、火炉、铁钳等，不同的是办了熔银器、冲压架，在厅堂中间架起了一个高1丈、宽6尺的硬木架，安放着一对重约500斤的花岗石，嵌入印模。下印模石固定在冲压架的下端中央，上印模石一头系上绳索，通过顶架滑轮，生产时一人将上印模石拔起，一人及时放上粗坯和溶好的白银液体；如此一放一拉，冲压成模，每开炉一次，生产“花边”四五百枚。

    造币厂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来源于打土豪所得的各种银质器具。花边印模是墨西哥版的“鹰洋”。为使这种银元与历代官府生产的“鹰洋”有所区别，造币厂工人在银元上凿上了个“工”字。因此，边界军民称作“工字银元”，意为工农兵银元。

    “工”字银元流通到市场后，开始商人和群众感到很生疏，有点不敢用，因“工”字银元虽货真，系纯银，但技术方面毕竟比较粗糙。后来，经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力宣传，广大群众和外地商人知道是红军工厂铸造的，又是纯银品，便纷纷使用。对此，当年红四军军需处长范树德回忆说：“我们曾经制造过银元，那种银元是用首饰上的银子，如银手镯、银戒指等为原料的，制造成的银元不是‘袁大头’，现在很多人未见过。它不是平的，是一个凹形的，用钢印打上‘工’、‘人’，或者‘七、八、九’等字样，我们将它等同于‘袁大头’发给部队去用。但在开始时，当地人民特别是根据地外的人看到这种银元生疏得很，在市场上使用很不习惯，有点不相信。但每经一些有财有势的人，比如地主打上一个字，这些人一见就说：这是真的银子，就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于是我们就广泛地进行宣传……慢慢地人民就相信了，后来当地人民对这种凹形银元很信得过。”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非常重视造币厂的工作。1928年6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等还陪同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视察了造币厂，鼓励工人们积极生产，强调提高“花边”质量。

    此后，为了解决造币厂的银质原料，毛泽东命令部队每打下一处城镇、一家土豪，都要注意收集银器，交军需处备用。

    1928年冬，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造币厂迁至大井的铁坑和下井的桶缸山，继续坚持生产。直至敌人占领井冈山后，工厂被破坏，才被迫停业。

    上井造币厂虽然只存在半年时间，但它却有效地缓和了根据地的经济困境，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很大作用。井冈山时期“工”字银元的铸造和流通，成为中国新型人民货币的萌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的强大经济生命力，为以后的中央苏区乃至后来的新中国货币制造提供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