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各级红色政权称苏维埃政府（始称工农政府），井冈山老表称“埃政府”。

    在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1927年9月19日），提出“成立苏维埃”的政权主张时，毛泽东正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湘赣边进行战略转移。由于战斗的频繁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使这支部队与中央湖南省委长时期失去联系，从而未收到中共中央的这个决议。因此，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建立的革命政权，仍称“工农兵政府”，直至1928年5月才正式改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后，为使新建立的红色政权有章可循，毛泽东指示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了一个代表红色政权权力的“工农兵政府”的施政纲领。据陈正人回忆说：“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时候，他要我们起草了一个工农兵政府的政纲，有30多条。请主席（毛泽东）审阅时，主席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作了修改。如‘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又如‘废除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这样群众就容易懂了。”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

    这个纲领，以前从未见到，近年从湖南安化县发现的国民党十六军政治部1928年截获的湘赣边界档案材料中，保存有《遂川县工农县政府临时纲领》的翻印件，目前见到的文本共24条。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纲领》，集中地反映了工农贫苦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政权主张。在当时，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政纲的产生与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与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

    随着井冈山会师后根据地的发展，湘赣边界恢复了与中共江西、湖南省委乃至中央的联系，党中央的政权主张、政策逐步在湘赣边界得到实践与发展。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6个县苏维埃政府和新遂边界特区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之下为区、乡苏维埃政府。这时，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机构便逐步健全起来了，下设：土地部、军事部、财政部、政法部、工农运动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

    湘赣边界红色政权诞生后，究竟如何建设，如何完善，全靠中国的革命者自我摸索。在频繁的战斗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不等不靠，不唯上，不唯书，靠自己的才学、胆识和根据地军民的群策群力，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斗争中摸索、实践，不但使红色政权日益巩固，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把“民主集中主义”（即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政权组织。

    边界红色政权的性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是边界广大军民为之流血牺牲而争得的权力机构。但由于边界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党与红军缺乏政权建设的经验，在一段时期中，“各级苏维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符实。工农群众乃至党员，多数还没有认识苏维埃意义。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大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之一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这是不懂得什么叫苏维埃，不懂得工农兵代表会是个固定的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只是代表会定期会议闭幕时候的一个处理各事机关，这是边界许多地方对于政权机关的最大错误。”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前委和毛泽东等除在思想上加强向群众宣传“民主集中主义”，制定详细的苏维埃组织法外，还十分注意在实际斗争中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把“民主集中主义”广泛地应用于群众组织，使“民主集中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显示效力，让群众自己去了解，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样，既利于斗争，又把红色政权普遍地真实地建立起来。

    此外，前委和毛泽东还针对有些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办事脱离群众，缺乏群众的监督，区、乡两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常委会很少开会，遇事总是由主席、秘书、财务、赤卫队长或暴动队长各自处理的现象，提出注意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办事制度。为此，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厉行民主集中制”，改变“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委员中亦用得不习惯”的状况；二是对少数苏维埃政府中的贪污腐化分子，进行彻底清理和严肃处理。

    （二）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

    边界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党在边界的干部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虽然没有党命令政权机关的事，却亦没有尊重政权机关独立的意义。党在党员乃至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地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错误在各处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党团组织有些没有，有些组织了用得不完满。”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这是一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偏向。它一方面使党的组织沉缅于政权事务，削弱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束缚了政权机关的操作功能，降低和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

    为了加强红色政权的建设，边界前委和毛泽东对党政关系及其分工作出了明确规定：（1）“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而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2）“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时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干政的错误是要避免的。”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党政分开”的政策主张，也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党政分开”的重要思想。

    此外，边界党对各级党组织自身也提出了要求。在1928年10月4日召开的湘赣边界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规定：“各级党部与各级苏维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病。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须发一通告，各级党部要作一普遍宣传。”

    这样，由于自觉地意识到并正确地处理了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就既确保了党对苏维埃工作的领导，又充分发挥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巩固和发展。

    （三）整顿组织，纯洁内部。

    边界红色政权在建立过程中，因为斗争的复杂，致使一些小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并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这给红色政权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及知识分子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破坏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切实的去掉他们。”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因此，整顿政权组织，纯洁内部，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开展这项工作，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发动群众，在斗争中识别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如当时宁冈新城区政府中，刘泽贤、尹日汗、吴美如等是土豪子弟，为了保家，他们钻进革命队伍里，后来都被群众识别出来，驱逐出政府。二是对被小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把持的苏维埃政权，进行“重新改组，限苏维埃的代表和委员之成分与质量，选出代表，重新组织苏维埃”。经过上述措施，边界政权组织得到整顿，政权内部开<u>九-九-藏-书-网</u>始纯洁，边界的红色政权得以健康发展。

    （四）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完善政权机构，改变活动方式。

    边界的红色政权机构与活动方式因无样板可效仿，所以只有在干中学，学中干，不断使之完善。如在政权名称上，1927年11月建立的茶陵县红色政权，名称为“工农兵政府”；以后，得到广州暴动的国民党报纸，始知有“人民公社”；于是，1928年一二月间建立的遂川、宁冈两政权，又唤作“人民委员会”。此外，在频繁与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边界红色政权的斗争策略和活动方式也表现得较为灵活、机动。如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间的政权组织基本上是半公开的，后来随着斗争的发展，才逐渐完全公开。在经历了“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政权组织又逐渐转入了秘密状态。到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前委从瑞金来信，总结了井冈山和东固等地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在严重白色恐怖环境下红色政权的形式应由公开转向秘密，于是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于1929年5月10日在宁冈古城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又提出：“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因此有由公开的割据转变到秘密的割据之必要，党和苏维埃都应秘密着，武装形式也应由守土的赤卫队改为游击部队，采用漂流不定的游击战术，使敌人找不到目标”。到了边界度过第三次“会剿”最艰难的岁月后，逐步恢复了割据区域，边界的红色政权才又逐步地由秘密转为公开。

    上述边界红色政权的基本经验，是边界军民以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学说的早期思想；它闪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光辉，为我党和中国革命的政权建设开拓了先河，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