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因为地处边陲的原因，受资本经济的侵蚀颇迟，洋货业在市场不甚发达，有些地方的交易还是‘日中为市’的逢圩办法。”谭冠三：《在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内部采访资料。正因如此，湘赣边界各县，县县都有圩场，农村圩场成为私营工商业和农民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要场所。这样，对待中小商人和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毛泽东和边界党在井冈山斗争初期，就明确地提出了“保护工商业”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草林圩的复活与繁荣，以及1928年7月间开辟的大陇红色圩场，都是贯彻和执行了保护工商业政策的结果。

    对于这方面的具体政策，目前尚未发现历史文献的记载。只有一些口头资料。虽属个人回忆，可信程度却较高。

    如谭冠三曾回忆说：“1928年初，我们从茶陵撤回井冈山，不到一个月的光景，部队又进到遂川城过旧历年。这期间，毛委员宣布了城市政策。在这以前，我们曾犯过一些错误，把商人、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甚至连药铺里的戥秤也拿上了井冈山。毛委员发觉这些情况后，即作了纠正。他指出：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保护工商业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的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谭冠三：《在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内部采访资料。

    谭冠三还说：“在井冈山，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打下永新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在永新城召开过一次‘书宣组’联席会议（即由部队党支部书记、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后来改称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参加的会议），专门对政策问题进行检查。当时，各项政策都很明确。对大地主，没收他的浮财、粮食等（浮财和粮食，大部分分给农民群众，留一部分下来作为军粮），不杀他。对富农，一般不动他，有的也酌情筹款。对于工商业，特别是中小商业者（在县城，大工商业不多，主要是中小工商业），采取保护的政策。筹款数字不大，采取‘评议’的方法，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愿拿出一部分钱来。还宣布了废除苛捐杂税这个政策。对工商业兼地主者，地主部分的财产，是加以没收的；工商业部分，不没收，采取了保护的政策。对于这些政策，工商业者都感到满意。这样一来，既筹到了款，解决了我们自己的供给问题，又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保护了他们，团结了他们，使他们拥护和支持我们。本来我们吃盐是很困难的，后来由于有了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商人就愿意和我们做生意，把盐运进来，解决了吃盐的问题。”“访问谭冠三记录”。

    然而，这些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正确政策，却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记述说：“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

    边界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从具体到“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可见一斑。这一政策，虽然遭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但总的来说，执行情况是好的。所以，充分调动了赤白区中小商人的积极性，不仅提供了军队自身给养的需要，同时也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布置长期的斗争，奠定了经济方面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