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每一个政权的取得与每个国家的建立， 都与一支强大的军队密不可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险象环生的危境中建立起来的。创建那里红色政权的军队，主要是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南昌起义，于 1927年8月1日爆发，从8月3日起，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向广东开进，欲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举行第二次北伐。9月上旬，起义部队进抵福建长汀，在此休整。期间，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详细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9月19日，起义军主力占领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按照长汀会议的决定，实施分兵。主力由周恩来、贺 龙、叶挺、刘伯承率领，共16000余人，沿韩江南下向潮州、汕头进军;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近4000人,留守三河坝，以阻止从梅县抄袭潮、汕的钱大钧部。

三河坝坐落在韩江的西岸，它的对面有一座地势高峻的笔枝尾山，形如鱼尾,山上松树茂密，居高临下可守可攻。朱德与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等人，抵临笔枝尾山实地勘察地形后，决定布防于该山。9月26日，部队乘船渡过韩江，进入笔枝尾山,在龙虎坑、石子栋、梅子栋、莲塘一带十余里地段修筑防御工事。

10月1日，进攻三河坝的敌军赶到了汇城。敌军系国民党钱大钧第三十二军三个师共12000多人。敌人要攻夺笔枝尾山，必须渡江而战，钱大钧下令在三河到校口沿江一带强征所有船只。竹逢船、运米船、运石灰船、砰梆船、轮渡船都征来用于作战，用麻袋装砂堆成掩体。2日晚10时，敌军以50多艘船只载着各种火器，在重机枪和迫击炮火力掩护下，发起第一次进攻，被起义军以“半渡而击”的战术击败。

钱大钧部接连发起三次猛攻，均告失败。敌军总结了“船小炮少”的教训，从汀江、梅江紧急征来数百条船只，运来十几门大炮，组织“敢死队”,采取正面强攻、侧面插入的战术，于10月4曰抢占了一部分滩头阵地。这天上午，敌军两个团渡过韩江攻占了石子栋山头。在双方拉锯般的恶战中，战斗打得十分惨烈。起义军尽管英勇顽强，但兵力和武器不及对方，各个部队都是损失惨重。如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只剩下不到500人，该团的蔡晴川第三营，全体官兵捐躯战阵。指挥干部也伤亡严重，师部参谋处长游步仁、第七十四团团长孙树成、第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等，都在战斗中牺牲。

战况不断地报告到指挥部。4日下午5时，朱德与李硕勋、周士第等人再次商议，认为部队已在三河坝坚守了三天三夜，现在兵力损失过半，应撤出战斗向潮、汕的主力靠拢。

起义军于夜间撤出笔枝尾山阵地,急行了大半天，抵达百候镇，休息半天，又经大埔的双溪、和村等地进人饶平的茂芝。在这 I 里，朱德所部与从潮、汕地区撤退下来的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 I 及第六团部分官兵800余人相遇，方知潮、讪均已失利。

7日上午，朱德以第九军副军长身份，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有20多名营、团干部参加的会议，讨论部队的下一步去向。朱德指出，在三河坝周围有5个师4万余人的敌军，起义部队要保存下来，只有尽快离开，找到一个可以立足隐蔽的地方。朱德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会议决定退到粤赣边界的赣南山区去，那里是敌人统治势力薄弱的地方。朱德还提出由李硕勋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三河坝战斗的情形，周士第赴香港寻找周恩来、叶挺。

茂芝会议是关系到要不要保存“八一”起义的火种，怎样坚持“八一”旗帜的决策性会议。

起义军余部2600多人于10月8日离开茂芝，折回大埔县境的青溪进人福建永定的峰市，再向广东蕉岭县前进，中旬到达武平县城。县城盘跟着500多人枪的钟绍奎土匪武装。朱德派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率精干队伍，化装成“国军”进人城内，突袭钟绍奎匪部。钟匪被歼2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起义军在越过闽粤边境时，与追击而来的钱大钧第二十八 师一个团相遇，虽然击退了该敌，但起义军受到不小伤亡，加之沿路的人员散失，部队只剩下1500多人。朱德下令向江西的“三 南”(定南、龙南、全南)开进。

起义军余部穿过“三南”，进入了安远县境，在天心圩停驻下 来。这时候虽已摆脱了敌人正规军的追击，但经常受到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的袭扰。走大路危险性大，只有在乡间和山里的小道上穿行;也不能宿营在村子里，只能露宿野外。部队完全处在孤立无援又四面受敌的困境中，有时候连粮食都买不到,一天只能喝上一餐稀粥。其时已是寒露季节，早晚的天气开始变冷。只穿单衣的官兵们许多人被冻病了，加之疤疾流行，又得不到药物治疗，真是饥寒交迫，疾病肆虐。而比物质困难更为可怕的是，一种由失败引起的悲观情绪笼罩着部队，官兵思想混乱。很多人认定连贺龙、叶挺主力都归于失败，剩下这点人枪又起得了什么作用。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相约离队。就像粟裕在回忆录中写到的，不仅有开小差者,还有开大差者一成排、成连地公开逃走。从福建武平到安远的一路上，又减员五六百人，到达天心圩时只有800多人。

在这存亡绝续的逆境中，每个官兵都在考虑“何去何从”的 问题。俗话说，千兵有头，万兵有将。作为这支部队的主帅，朱德对部队的前途有着更为深沉的思虑。让朱德感到欣慰的是，值此关键之时，有两个团级干部挺身而出，协助他做稳定军心的工作。这两个人是第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和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朱德经过与陈毅、王尔琢二人商议，决定召开军人大会。部 队集中在天心圩外的荒坪里，朱德站在稍高的地方对官兵们讲话。他从部队撤出三河坝以来的困境讲起,坚决而又恳切地说：

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领导，愿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继续革命的，可以回家。哪怕只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

稍停片刻，朱德语气沉缓地继续说下去:“现在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 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接着，朱德又讲了军阀战争，预言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的混战一定要爆发，他说:“他们一打，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讲话的时候，队伍中一片寂静，周围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大家看着朱军长那慈祥而又刚毅的面孔，听着他充满力量的话语，心里顿觉很久不曾有过的热呼，觉得朱德所言是实实在在的革命道理。

接下来由陈毅讲话。他诚恳地开导大家:“南昌起义是失败 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一定会得到成功的!我们目前的困难是很大的，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和困难的考验。在革命斗争顺利发展的时候,做英雄容易，而在失败退却的时候,做英雄就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就是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陈毅这番话煙锵有力、掷地有声，像山风那样吹动着官兵们心头的郁结，驱散了革命战士眼前的迷雾,增强了大家的革命信心。

军人大会结束后，按照朱德的布置，各部队组织官兵进行讨论，谈谈自己对目前困境的认识。朱德、陈毅和王尔琢分头到各部队主持讨论。

起义军在天心圩的行动，是一次政治思想上的整顿。这次整顿使军心得到初步稳定，士气开始恢复上升，大多数官兵坚定了坚持斗争的意志。

10月27日，起义军余部经信丰来到大余，进驻县城。这时候朱德在天心圩的预言得到了应验。粤、桂、湘军阀发生了混战，各方都将部队投人战争，无暇追击南昌起义军余部了。朱德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停驻下来对部队进行整编，因为现在的部队建制己乱了。

整编的做法是取消部队的军、师空架子建制，实行统一编队;为了隐蔽，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下分三个支队、九个连队。纵队司令员朱德(化名王楷），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

部队整编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进行党、团员重新登记， 在纵队建立党的支部委员会。虽然没有把党的支部建到连队一 级，但提出各个连队都要有一定数量的党员。诚如粟裕在《激流: 归大海》一文中写到的:“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个措施。”

大余整编后，朱德和陈毅更加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管行军路上还是宿下营来，常常找一些干部、战士谈话，耐心地讲述革命道理。那些是共产党员的连队干部，也开始注重在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从这时候起，部队的政治空气开始活跃起 来，官兵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互相之间的议论声、谈笑声多得多了。

11月上旬，起义军余部离开大余，来到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崇义县上堡、文英、古亭一带。这些山区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髙涨,群众基础深厚;地理上，四周是连绵不断的山岭，個 于军事隐蔽活动。朱德与陈毅、王尔琢等人研究，认为抓住有利之地、有利时机，对部队进行以整顿纪律和军事训练为内容的整训，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纵队规定募款和缴获全部归公。司令部组织各连队和直属单位，每天进行两次军事操练，由黄埔军校出身的王尔琢、肖劲、王展程担任教官。朱德还为部队专门赶写了“步兵操练大纲”，将在苏联学习到的军事知识融入进去。在政治教育方面，部队集中上课，由朱德、陈毅讲课，所讲的内容是“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替穷苦工农谋利益的”,“为什么说革命一定能够胜利”，等等。到了整训的后期，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到各个乡村去帮助农民健全、完善农会组织，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活动。部队还对窜进山区抢劫农民财物的汝城何其朗土匪予以打击，消灭何部100多人，打掉了所有的收税关卡。开展这样的群众工作，是起义军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意义是重大的。

根据粟裕等人回忆，起义军余部在上堡、文英一带的军政整训进行了20多天。朱德后来在回忆中写到:“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朱德统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危难重重濒临绝境的情势下，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不屈 的耐战精神,通过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三大举措，使部队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军事素质也得到提高，成为一支雄风大振的新型人民军队。

目睹部队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朱德感到宽慰;但他的心情仍然轻松不起来，一个事关部队生存的实际问题，不时萦绕在他 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