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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才(1916—1946),陕西澄城人。1937年在山西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连长、副营长等职。1941年12月不幸被日军俘虏,送往东北做劳工,受尽折磨。1942年9月逃离东北。1943年回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某部任团参谋长。1946年7月间带兵与阎锡山三个团的兵力在太原、汾水作战,壮烈牺牲,时年30岁。
我已经历得多,什么都无所谓了
(狱中给哥哥的信)
半月前曾分别寄渝申新章剑慧先生转施之铨先生转锡铁樵兄及京张、震国先生处三信,不知收到否?信内曾分别请寄款及留交款,现在如还未办,都请不必办吧,因为人事又有变动了。
几年来想到你的时候,总觉你是一个善良的兄长。虽则我们之间隔开一段距离,但这是另一方面的事,就手足之谊来说,我是很觉内疚的。记得逃警报的时候你的两句诗是“货殖为求慈母喜,时难倍觉弟兄亲”,当时我读了竟仍懵然,现在才体会到你的心情,也才了解到自己的稚气。
想到母亲,我也很觉有罪,当时我偶而回家,总是淡然的,记得母亲说过我是“哑吧[巴]”,真是的,为什么我不能体念到老人家的心情呢?这自然是时代的距离,可是对于伟大的母爱,竟能这样淡然忘之吗?想来想去,我觉这仍是由于稚气所致(这决非想掩饰,确系实情,至少是此时作如此想法)。此外我还检讨出我从父母继承到的性格。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了淡泊和大度,从母亲那里继承到了扶弱抗强,这些在后来我走的道路上都曾起过积极作用的,也可说是二老给我的宝贵产业,我会好好保存和发扬它的。
现在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母亲了,说我还活着吗?然而何时可以回家呢?想来还不如不提起,也许可以省掉一番伤心吧。今后还请你继续替我多尽一些责任,衷心感谢你!
我和华相处几年,始终未能好好体谅她过,没有帮助她,慰藉她,而总是冰冷和又有不决绝的样子,虽则基本的成因不在我(当然更不能责她),但以我们之间的处境,学力,等等来说,我也应该负起没有积极主动地设法改善我们的生活的责任来,从而我也应对她致衷心的歉意。
现在我有三点意见要对她说——这是几年来的私心,总没有机会吐露出来,现在所以写了一封信又写一封,也是恐怕信有遗失,不易达到她手的原故。我的意见是这样的:(1)我无归期,请她早作打算,不必呆等。说起来似乎很不适合,其实是很合理的,尽这样等下去,到何时是了呢?固然办起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又想到第(2)希望她能找点无论什么事做做,从此走出家庭,并谋自立。(孩子请嫂嫂或诚姊代照顾一下。)如果她愿意而又能够设法到我的老友们那里去找事做去,那就更好了。(3)新(馨)儿长大务必送到我的老友们处去教育。这三点希望全家人帮助她,说服和开导她,我衷心感激你们!
清姊的婚事后来如何解决的呢?提起这事我就很难受,我愿这事已经完满解决,那么就可减低我的“遗憾”了。
家里其他人的情形不明了,也无话可说,只望大家生活得好,有发展,不必记挂我。我已经历得多,什么都无所谓了。侄儿们有书可读固好,否则也应早点各自奔前程。
目前我身体还很好,生活也不差。除夕偶尔诌成了一首七律,附抄在这里也可见心情一斑。“不悲身世不思乡,百结愁成铁石肠,止水生涯无节日,强颜欢笑满歌场,追寻旧事伤亡友,向往新生梦北疆,慰罢愁人情未已,低徊哦诵‘惯于’章”。(惯于章:鲁迅先生诗“惯于长夜过春时”。)
请于收信后在四月一日,十五日,或五月一日起(看那天来得及)登渝中央和平报一周,其式如下:“严辰华弟,自汝离家已经数载,老母……汝妻……望速来信×××处转 兄泰贤。”
假如时势转好可请酌情况向樵兄请托一次,能从侍从室方面着手,或有办法。(弟现仍在军统)又听说庄明笙先生与此间当局关系甚好,则职教社方面或能转托。能可获得通讯的允许也方便不少。当然这些也许都是空想,本来不过聊借一说,望根据外面情形处理,总之不必勉强,尤其再不要发生不如意事。
昨晚匆促草成一信已寄交铁樵兄处,内容与此相仿,不过此时幸得机会,写得较为详尽耳。
即祝
母亲暨家人均康健
弟安上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