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来了。

    十月的井冈，沐浴着共和国国庆的喜悦，红旗招展，翠竹林立，银杏转黄，苍松肃穆，绿意盎然，令人兴奋。

    依稀还记得小学时候学过的课文，说毛主席曾在井冈山上的八角楼写过许多的文章，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之路。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多年后我会来到井冈山，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来这里朝圣，来这里学习接受教育，来这里缅怀先烈，来这里感受当年的鏖战与革命激情，努力对毛泽东同志当年艰苦卓绝探索的井冈山之路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同时对我党长期执政下如何沿着正确的改革、复兴之路前进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思考。

    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成功创建？

    在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寻求革命成功之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苏俄为榜样，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但无一例外，最终都失败了。然而，在当时的众多中共领导人中，仍然深信不疑地奉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其实质是将苏俄的革命成功之路奉为圭臬，没有也不敢去打破神话，以为舍此之外，别无他途。但残酷的现实给了他们沉重而不断地打击！所以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和成功。

    其实这条路已经有人在找，并且已经找到了，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蓝本的“工农武装割据”，进而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毛泽东同志在当时全党同志极度迷信苏俄模式的情况下，独立探索革命成功之路需要多大的勇气，又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努力。为什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够成功创建？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对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认为发生“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同时是“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由于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又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再加上“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才有可能“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上面所说的种种，只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主客观条件。江泽民同志2001年6月在江西考察时指出，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前面所说的一些客观条件，正是因为先辈们拥有坚定理想信念、善于实事求是、扎实艰苦奋斗等精神力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得以成功创建。

    理想信念坚定，敢为人民谋永福，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成功创建的强大精神力量。大革命失败后，很多共产党员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时也有很多投机分子被当时的情形吓坏了，相继动摇、开小差甚至叛变革命。据不完全统计，参加井冈山斗争中的人中，先后就有余洒度、苏先骏、陈浩、袁崇全等人变节投敌，而他们当时几乎都身居师、团长等职务，属于当时革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以余洒度为例，这个当时的师长，在总指挥卢德铭没有牺牲之前，属于秋收起义中的第三号人物。他自恃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认为自己行军打仗有一套，瞧不起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不愿“钻山沟”、过艰苦的生活，脱离部队后又投靠国民党，在信念丧失、茫然摸索中竟然自甘堕落，生活腐化，纸醉金迷。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他利用职权，走私并贩卖毒品，被蒋介石下令枪决。还有苏先骏，黄埔四期生，也不愿意过艰苦日子，脱离队伍后一被捕就马上叛变，供出当时的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同志，致其被捕残忍杀害。革命犹如大浪淘沙，淘汰了队伍中的意志薄弱分子，留下了一大批坚定跟党走、为人民谋永福的仁人志士。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愿意跟着党为人民利益奋斗终身的坚定理想信念，才能不被茫茫地白色恐怖所吓倒，才能支撑他们一路血雨腥风，从井冈山到瑞金到延安，最终将红旗插上了天安门，宣告一个新世代的诞生。

    善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成功创建的强大理论支撑。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需要的不仅仅是鲜血与汗水，更需要开动脑筋，用自己的思维灵活思考。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当时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不同的人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回答。其中一种是漠视中国的现实国情，继续以苏俄为榜样，不断在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希图一夜之间迎接革命的高潮，争取革命成功；另一种回答则是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现状，认真调查研究，分析敌我态势，分析革命的支持力量、中间力量和反对力量，认为只有到农村去，深入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通过一小块或若干块的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进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对于两种不同的回答，中国革命的实践做出了最好的选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成功，主要得益于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井冈山斗争时善于根据形势实事求是。这种实事求是还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争取、改造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上。当时有人认为袁王两人与土匪无异，所率部队人数又不多，完全可以剿灭，无须争取他们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则认为，他们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又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完全可以争取和改造过来，壮大革命武装。袁、王两人后来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扎实艰苦奋斗，用实干铸就辉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成功创建的根本实现途径。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条件十分艰苦。随着红军人数的扩大，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端艰苦，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都难以为继，南瓜汤几乎是每顿饭必不可少的菜，食盐都难以保证。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彭儒同志回忆，她随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队伍上山后，“首先感到的就是生活困难”。到了冬天，因为缺乏衣被而带来的困难，更是难以忍受。山高风大，寒风刺骨，经常雨雪交加，许多战士没有棉衣穿，只穿着破烂的单衣、夹衣，有的没有草鞋穿，打赤脚。那时每人只有一条破军毯或一床夹被，为了抗住高山严冬寒气，大家便弄些稻草装在夹被里，叫“金丝被”。天气实在冷得厉害，“金丝被”也无法睡着，就在屋中间生上一堆火，大家围火而眠。足见当时条件之艰苦。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带领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政权；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系统总结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正式提出了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基本依托，三者密切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正确规定“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毛泽东同志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扩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用实干而不是争论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长期落入敌手的经验教训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十分不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秋收起义余部到达井冈山，到1930年２月，因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结束，实际存在的时间却不满三年，更长期落入敌手达十九年之久，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为什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长期落入敌手？其中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教训？

    井冈山长期失守的直接原因是袁文才、王佐两位同志被错杀，深层次原因是当地长期存在的土客籍矛盾。土客籍问题，在井冈山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主要发生在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土籍人来得早，占领了平地，客籍人只能占据山地，并时常要受到土籍人的压迫。大革命失败后，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随着井冈山革命的深入，当时根据地广泛流传着一句话，“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对立到后来，基本演变成了党内以朱昌偕、龙超清、王怀为代表的土籍人政治势力和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人军事势力间的激烈对立。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专门谈到土客籍问题，认为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这种界限依然存在。同时感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后来在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昌偕策划下，彭德怀“轻听轻信”，杀害了袁文才、王佐两人及其部下中的骨干分子，袁、王余部反水，直接造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失守。

    不能不说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党中央政策的失误。中共“六大”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出台了如何对待“土匪武装”的最新政策，提出“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革命暴动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动成功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对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应当杀戮其领袖，争取其群众。让那些首领深入到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当中，是异常危险的……”。毛泽东同志在小范围召开的会议中传达这一精神时列举了袁、王为革命做出的种种贡献，表示不能把袁、王等同于一般的土匪武装，明确表态“袁、王不能杀”。朱德、陈毅、谭震林、宛希先等领导都赞同这一观点，但土籍共产党员代表王怀、龙超清首先是坚持要求按中央的政策办，在会上处于少数意见后不再争辩。但这一政策还是为错杀袁文才、王佐提供了依据。错杀袁、王使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后来红军部队数次上山，力图恢复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但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有人认为，设想如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仍在红军手里，当蒋介石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时，有井冈山根据地与中央苏区互为犄角，从侧背牵制由吉安、泰和向瑞金核心区进攻之敌，红军反“围剿”斗争将会主动得多。足见错杀袁、王给革命带来的危害之大。

    袁、王被杀是我党、我军早起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冤案，其教训是深刻的。教训之一是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不可一概而论。教训之二是在执行中央的政策时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努力做到政策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先入为主，拍拍脑袋做决定。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历史上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教育我们而得出来的结论。

    三、关乎命脉的道路问题

    道路问题过去有，现在依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严肃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选择道路不可不慎，选定道路不可不坚定。我们党领导人民九十多年来各个时期浴血奋斗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

    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在选择道路时主要与盲目照搬照抄的“左倾”教条主义做斗争。在建设时期，我们党主要与“左倾”的思想做斗争；在改革时期，我们党左右开弓，既要反对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坚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最根本的还是一条，就是绝不应该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的走自己的路。

    但在今天，社会上有某部分人仍然认为，只有走西方的道路才能发展中国。这部分人捡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三权分立等个别字句，言必称希腊，奉西方为祖宗，一味生吞活剥地谈美国、日本和欧洲如何如何，拿西方资本主义的鞋套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思想飘在天上，身子浮在半空中，这就是所谓的不接地气。他们犯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批判过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当初奉苏联为正宗的教条主义分子大行其道，葬送了中央苏区、葬送了数十万的红军将士、基本葬送了白区党的组织，几乎令我党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今天奉西方为正统的这一部分人，危害尤不可小觑。他们虽然没有占据要位，但可以散布似是而非的“真理”，扰乱社会思潮，蛊惑人心，破坏力极大。

    因此，在道路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为谣言所惑，不为外力所动。苏联解体当为前车之鉴。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一部分苏共精英，陷入西方事先设下的陷阱，认为苏联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可以真正“拥抱”美国，赢得西方的帮助，进而让苏联走出困境。戈氏的天真让他成为世界的笑柄。直到今天，普京认为戈氏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和叛国贼。近年发生的乌克兰政治危机也带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训。虽然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国内民众在“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问题上深度对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首先介入并支持了乌境内的亲西方势力，不仅给钱，还出谋划策，甚至培训动乱一线的勇敢分子，还不惜派出大员亲临指挥和煽动，挑动乌克兰东西方政治势力相互角逐，最终导致了乌克兰今天事实上的分裂。乌克兰的政治精英们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偏听偏信，最终让国家沦为了大国角逐的竞技场，而人民却因此流离失所，连生命和财产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处于民族复兴即将实现的前夜，不论外界如何议论，我们总要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扎扎实实干好自己的事。

    在道路问题上我们必须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用改革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制度、一种理论可以自始至终保持不变。资本主义制度从当初自由主义阶段的血淋淋的剥削到今天的“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一直在不断地吸收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中有益的成分，改造后为自己服务。我们一直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并不表明今天我们的制度已经完满无缺：在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甚至是致命的缺点，如发展后继乏力、环境日趋恶化、阶层固化、权贵势力坐大、党的领导力削弱等等。这就需要我们继续高举改革的旗帜，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经济、政治、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项改革，用实实在在的成果服务民生、凝聚民心、取信于民，让人民面对未来时真正充满信心和希望。

    在道路问题上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毫不动摇地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决不允许我们党出现任何颠覆性或战略性的错误，这就要求我们毫不动摇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其中表现出来的理论信念缺失、贪污受贿数额巨大、拉山头立帮派导致窝案频发，令人震惊和愤慨，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党自身建设任务十分艰巨。以零容忍地态度坚决反对腐败，清除巨贪打击山头主义，加强思想、组织和纪律建设以整顿党风和密切联系群众，永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永葆党根植于群众的生机活力与旺盛战斗力。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如影随形，要求我们党不断与时俱进，着力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唯有这样，才有可能不被时代和人民淘汰，才有可能带领人民不断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真正实现“两个百年梦”的奋斗目标。

    （作者系昆明市呈贡区供销社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