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实事求是闯新路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思想，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创造性地制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和纪律，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井冈山斗争时期这些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相关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现成经验，党内“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又不断干扰打压，但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正是毛泽东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牢牢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需要，以开阔的胸襟和眼界把握实际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以大无畏的改革精神闯出来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井冈山革命道路。

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实际，找出中国革命过程中固有的规律性和内部联系的“态度”，还是了解中国现状和历史的重要“工作方法”。对于实事求是，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做过准确的论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 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个“求”就是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掌握实际情况，获得正确认识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前提， 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毛泽东是我党善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对于调查，毛泽东曾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总结说：“要了解情况， 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调查会。” “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早在1927年1 月4日至2月5日，他就曾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做过为期32天的考察，并针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农民运动领导权的错误观念，写了长篇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声疾呼：“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的很！”其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论断在党内引起极大反响。

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正是注重调查，使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掌握了大量的客观依据，从而能在指导边界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

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全面了解边界的政治经济状况，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据，是摆在毛泽东等领导人面前的一项迫切的重大任务。1927年11月毛泽东亲自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沅一带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当年宁冈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回忆说：“1927年11月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刚刚开始诞生，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去了……这时，毛委员没有去打茶陵，在步云山附近的洋桥湖、坝上一带搞社会调查。”毛泽东搞社会调查采取开座谈会后个别访问的形式。“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别人开展讨论”，然后将获得的材料整理成文，取名《宁冈调查》。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永新的秋溪乡一带，搞了一个《永新调查》。对毛泽东在秋溪的调查，永新革命老人李步陵回忆说：“1928年2月间，毛泽东从井冈山率领红军来到永新秋溪开展群众运动，帮助永新县委工作。 毛泽东来到秋溪后，深人群众，访贫问苦，又和县委的同志经常研究工作，带来的红军则帮助我们群众干活。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秋溪、龙源口一带的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

对于毛泽东的调查报告，当年的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回忆道,“他把井冈山搞得许多农村调查从秘书处拿来给我看，看过后的一些印象是有宁冈的调查、永新的调查，还有莲花的情况。这些写在商人账本‘总簿’ 账簿’上的农村调查，拥有十多本，一尺多高，是用蓝布面子装成的，记述了宁冈、永新的政治、土地、人口、社 会风俗等情况，起初是写历史，然后是写土地情况、经济情况、各个时期用的东西，如搪瓷脸盆、煤油灯一些东西，什么时候进口， 帝国主义的洋货都写上了。毛泽东如此细心地从事调查，完全是为 了革命事业。部队新来乍到，一切都很生疏。风土人情、阶级状况、 政治历史，都要认真收集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才能做出决策。由 于我不理解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对这些调查材料，只当做一些故事或情况阅读，一天的工夫就看完了。毛泽东同志见我启而不发，知道我没看懂，失望地把这些退回来的调查材料收捡起来”。

正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选择了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作为部队的立足点。他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到，“罗霄山脉分北段、中段、南段，自广东北部沿湘赣两省边界至湖北北部。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毛泽东的话，可谓一言中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实在是武装割据的理想之地。首先，地理条件有利，井冈山位于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 酃县之间，以宁冈为中心，周围500里，纵横80里，峭壁耸立，地势险要，高山连绵，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是很好的军事后方根据地，有利于工农革命军的军事割据。其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边界六县盛产稻米、茶油和林木，能够为部队提供足够的给养。再次，这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各县就建立了党组织和农协会，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影响仍然存在，许多党员和群众转人深山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最后，井冈山已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正是基于这些，毛泽东说：“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深人实际调查研究，而且要求红军干部、地方干部与士兵都应调查研究，并将此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在当时制定的《党代表工作大纲》分五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民众的调查。大纲明确要求党代表要实行报告制度，“注意民间调查和官兵调查”，为此专门开列了调査及报告的详细项目。

关于如何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还为那些从未做过调查工作的革命军官兵拟订了调查提纲，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群众生活状况、剥削关系、风俗习惯以及地理条件，等等。有的调查项目还非常具体，例如，当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人数及其比例，各阶层占有土地数目及其比例，群众斗争的情况，当地 的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和流速、流量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部队官兵逐渐学会了做社会调查工作。谭冠三在《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中 说：“毛主席很强调宣传多要做调查研究（对整个红军也是这样强调的）毛主席对工商业怎样、地主怎样、工人怎样，都要调查清楚。 还要求我们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和农民的，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工人、农民又是怎样被剥削的，以及每个村庄里的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也都要调查清楚。……我们在一个地方做了调查以后，都要上报。经过调查我们处理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就能分清敌友，团结多数。

曾志也在《回忆在井冈山的战斗生活》中讲到，“毛主席在行军路上很注意调查。收集沿途情况，这是毛主席亲自布置我做的第一件事。毛主席还教给我如何做调查表，其中就包括村镇名称和方位、房屋数量和结构、土地面积和肥瘦、人口数量和结构、作物种类和数量、商铺数量和经营状况、山林面积和占有情况等”。

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运动，是在“前无成法”的情况下摸索进行的。从1927年底起，秋收起义部队即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但是井冈山的经济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军队建设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无不与毛泽东所提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有莫大的关系。谭震林、何长工、谭冠三、赖毅等都曾回忆这件事情。因此，井冈山时期制定的土地革命政策、不侵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保护中小商业者的政策、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待绿林兄弟、敌军俘虏，以及城乡各种税收政策等，都是在没有蓝本可依的条件下，靠着调查研究一一制定出来的。

土地政策的制定是当时边界开展土地斗争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其中没收对象问题，分配标准、分配区域，土地所有权，土地能否自由买卖、租赁，如何区別对待中间阶级，地主要不要分田等，都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可是土地革命这个大课题，在当时全党及各个根据地都在探索阶段，并无成法可循。而井冈山根据地创立以来，几月间与组织失去联系。这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条新路。

为搞好边界的土地革命，毛泽东亲自到永新塘边等地深人调查。他与当地农民开座谈会，了解塘边一带的基本情况。在座谈会上，毛泽东认真听取农民对土地分配的意见，有农民向毛泽东提出按劳力分配不好，这样老人小孩没有田，应按人口平均分配；没收一切 土地平均分配也不好，这样会伤害自耕农的积极性。实践证明，以劳动力为标准虽然对于发展生产有利，但对无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只能分到很少的土地，不利于争取广大群众。在当时的情况下按人口分配土地是对的。这些调查研究加深了毛泽东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此外，调查研究也对边界土地状况有了基本的认识，“大体说来，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 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有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具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面铺开，而是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先后进行了试点。如毛泽覃在大陇乔林进行土地革命试点；毛泽东本人也曾在湖南酃县中村、永新塘边亲自抓试点。毛泽东在塘边还形成了一个分田临时纲领，塘边各村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随后在分田临时纲领的指导下，塘边试点分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毛泽东的塘边试点，有力指导了永新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为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样板。

基于这些试点的成效，以及朱毛会师以后根据地一天一天地扩大，穷苦农民保卫和扩大工农政权的决心得到进一步激发，表现出极大的向心力。“党在未分配土地以前，当地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分配土地以后，农民不仅不藏并且看见即抓，乡村间的械斗也没有了， 唯恐敌人到来不能稳定所分得的土地，都一心的去抵抗敌人”。 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边界的土地革命深人问题，作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决 定。会后，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设立了土地部，谭震林任土地部部长。随后，边界各县政府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

1928年5月至7月，在湘赣边界工农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边界各县的土地革命全面铺开。经过之前的试点和毛泽东的塘边分田经 验，这时土地革命已经有了一定的模式。其具体的步骤和做法为： 

第一，成立分田领导机构，由各县土地委员会先行调查研究制定分田方案和划分阶级，以对地主、富农进行土地革命。

第二，抽调红军干部深人到宁冈、永新、遂川、莲花等县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如谭震林去了小江区，何长工去了东源荷花形村，王紫峰去了葛田村等。当年被派到宁冈葛田村的王紫峰回忆说：“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去了。因我在家乡13区苏 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我到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姓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 子。……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第三，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土地的办法，是在试点的基础上取得的。“原先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证明这个办法是不好的，是容易为地主、富农所利用的。……后来改为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这个办法是毛主席调查研究，经过斗争实践的摸索和总结才找到的。”该办法较之毛泽东在1927年8月19日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不仅更机动，也更切合实际，更能调动贫苦农民的积极性。

第四，实行以原耕地为基础，好坏搭配的原则。井冈山地域广阔，土地贫瘠与肥沃程度差距较大。起初分配土地时，实行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后来发现，这办法有利于富农，不利于贫雇农，因为富农的地一般是比较好的，贫雇农的田地多贫瘠些。如果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那富农的好田就分不出来……后来主席提出要‘抽肥补瘦’，把富农的好田抽出来，补给贫雇农耕种，这 样才能真正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综观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成功的经验，不论是其以点带面的整体工作思路还是具体的分配细则，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和边界党注重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这也恰是井冈山土地革命能够深入开展，推动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重要法宝。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经济建设则是革命战争的支撑点。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认为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五个重要条件，其中就讲到要“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但是“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 成了极大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分析，“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适当的办法”就是制定 以土地政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工商政策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湘赣边界各县都有圩场，即集市，是商品交换的主要场所。因此，对待中小商人和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和边界党就明确提出“保护工商业”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其中遂川草林圩的复活与繁荣就是典型例证。

草林圩，是遂川县四大圩场之一。该镇群居600多户，近200 多家店铺。这些店铺中80%以上是中小商人，主要经营茶叶、酒类、 油盐杂货、香纸烟烛，以及各种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品。他们的资本很小，既受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压榨又受地主豪绅、大资本家的盘剥，生意清冷，濒于破产。1928年元月，工农革命军初到草林圩时见家家店门紧闭，且门上贴有“存货已空，改行务农”的告示。偶见几个老表也都躲躲闪闪。于是，曾士峨和党代表罗荣桓令各宣传队打着红布小旗，分头深入草林圩镇各角落宣传群众，开展社会调查。并在大街小巷贴满诸如“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贪官污吏!” “保护中小商人” “取消苛捐杂税” “工农革命军是穷苦工农的队”等标语。当地老表发现这支部队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渐渐开始和战士接触，并相继反映了各种情况。原来草林的冷清并非没有交易需求，而是由于当地黄礼瑞、郭朝宗等土豪劣绅作祟。大土豪黄礼瑞、郭朝宗在草林圩上开设了 “遂昌”（当铺）、“元昌"（油 行）、“元丰”（烟馆）等大商号，他们利用烟馆、赌行、当铺、妓院等为非作歹，毒害人民。他们有钱有势，横行乡里。黄礼瑞的大儿子是国民党省参议员，孙子是草林乡的乡长，他不仅在草林幵了各种商号，在县城也有几个商号，连南昌都有他开设的化工章江公司和分馆。除此以外，他家还拥有9000多担谷田，几千亩山林。草林圩几乎是黄礼瑞家独霸天下。

曾士峨、罗荣桓将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指示“拔掉这个钉子”。曾士峨、罗荣桓随即带领战士查封了黄礼瑞、郭朝宗在草林开设的各种商铺，缴获几万斤食盐、几千斤茶油、几百担布匹和大量的日用百货。这些缴获的东西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则被革命战士连夜送给贫苦农民。第二天部队又在草林万寿宫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亲自讲话说：“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宗旨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据我们了解，你们草林圩有111家店铺，大资本的只有16家，中等资本的11 家，小资本的84家。资本大的都是黄礼瑞、郭朝宗、刘汉青、胡海清等人开设的。他们既是大土豪，又是大奸商，他们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至于中小商人，我们的政策是保护的，一粒盐、一寸布也 不动，不罚款，不抽税，允许自由贸易，保障合法经营，请商家放心。

到会的中小商人听后都纷纷放心开业。当年腊月二十四，山乡传统小年，官兵战士特意把草林圩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街道两旁贴满了标语。罗荣桓还在万寿宫柱子上贴了一副醒目的对联：

为革命而牺牲死当欢笑

救工农出水火我应勤劳

红军秋毫无犯、打倒土豪劣绅、替贫苦老百姓撑腰的话题，随即像一股春风吹遍了湘赣边界的五里八乡。当天从永新、宁冈、遂 川各地赶来的农民成群结队前来赶集。整个圩场万头攒动，热闹非凡。

事实上，草林圩的复活与繁荣，以及1928年开辟的大陇红色圩场，都是从实际出发，充分开展社会调查，坚持贯彻和执行了保护工商业政策的结果，充分调动了中小商人的积极性，不仅对于活跃和沟通根据地商品交换，满足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需要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长期斗争，奠定了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