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参加生产，辛勤劳作

生产建设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件大事，因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频繁军事进攻的同时，对井冈山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割断了白区和根据地之间的一切经济来往，断绝了根据地的各种经济来源，妄图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在井冈山。

由于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军民的生活异常艰苦，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说:“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有时真是到了极度。”根据地出产的木材、茶叶、茶油等土特产品运不出去，许多生活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药品等不能从白区输入，基本生活品十分缺乏。根据地的物价十分昂贵，在根据地的中心茨坪和大小五井一带，一块银元只能买四斤猪肉或十来斤蔬菜，食盐则只能买四两。当时，红军不实行薪饷制，包括毛泽东、朱德等高级领导人在内的红军指战员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伙食，但是由于缺乏现金，就连这样低廉的生活标准也不能维持，只能以野菜充饥。寒冷的冬天，大雪封山,许多战士都是光着脚，穿着单衣。冬天的夜晚，温度常在零下5到6摄氏度，但战士们的床铺上却没有褥子和被子，有的只是一条薄薄的毯子，有的则以门板当床，稻草当被，有的就干脆钻到稻草堆里过夜。为了抵御寒冷，大家挤在一起睡，互相温暖，实在冷得睡不着就跑到外面去练刺杀、跑步、挖战壕。

朱毛两军会师后，井冈山的人数曾一度达到一万多人，特别是湘南农军，很多人都是拖儿带女的，吃饭成了大难题，因经济困难，不得已动员大部分农军回湘南。1928年冬天，井冈山下了四十多天的大雪，崇山峻岭中的积雪不消，红军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到不了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当时穿着棉衣上山的彭德怀对此有八个字形容：“言之痛心，念之酸鼻。”

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写道：“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好在苦惯了，这就是当时井冈山军民的生活状况。生活如此艰苦，要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经济问题，就必须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土地革命是建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很重要的一个举措。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首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他通过调查发现，由于地方军阀和豪绅地主阶级的血腥统治和横征暴敛，边界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苛捐杂税之多，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捐税除原有赋税、统税等正税外，杂税还有十多种:烟酒捐、落地捐、二五附加、市政捐、一五抵补捐、北伐捐、国库券、灯捐、靖卫团捐，甚至还有喜捐、丧捐和人头捐等。同时，通过调査，毛泽东还发现，边界的土地占有情况也极不合理，地主占边界人口不到百分之五，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身为种地的农民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豪绅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当时，边界的地租一般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十，许多地主兼放髙利贷利率髙达百分之三十以上，边界人民的生活十分悲苦。毛泽东通过调查掌握到的这些情况，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要使中国广大的农民能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就必须“做到尽一切的努力解决群众问题，切切实实改变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边界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由于恶势力的干扰、 破坏和暗杀，部分群众心存疑虑，土地工作难以开展。这时，女红军宣传队员发挥她们的特殊才能，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利用大会小会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没收地主、豪绅、公堂、庙会的田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在分田中,发现有严重破坏分子，立即进行处置。她们不仅要宣传土地政策，还要果断地处理插牌分田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她们的宣传鼓动下，边界的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分田运动让农民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发自内心地喊出了“土地革命万 岁！”“中国共产党万岁！”1928年12月，毛泽东颁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土地法一《井冈山土地法》，其中第四条“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规定：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被打破了，女子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妇女因此获得了千百年来一直得不到的经济独立权。

农民分得了土地之后，由于根据地内的男子多数参加了红军，劳动力十分缺乏，广大的农村妇女便站到了农业第一线参加生产劳动。妇女代表会组织犁田队、插田队等，妇女干部先学会犁耙技术，然后教其他妇女。 青壮年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春种秋收，到冬天还要开荒改土、修塘筑坝、植树造林，承担起农业生产的重要责任，老年妇女和小脚不便下田的妇女在家带小孩，做家务，从事副业生产。妇女成为发展经济的主力军。由于妇女的辛勤劳动，根据地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

在宁冈县有一个叫邱祖德的老汉，世代贫穷，租了地主家的三十多亩地，虽然天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可是一年到头还是“禾镰挂上壁，农里冇米吃”，终年只有野菜拌着薯干和眼泪，吃了上顿愁下顿。红军来到井冈山后，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因为豪绅地主拖延分田，因此，原有的租地仍由邱祖德来租种。这一年粮食喜获丰收，他一家就收获了 3500 多斤粮食，邱祖德一家乐开了花。在收割之前，当地政府宣布今年的粮食只要上交百分之二十的土地税就可以了，其余的全部归个人。可是邱祖德却说，我们穷人翻身感谢红军和共产党，我邱老汉要交公粮。在他老婆的大力支持下，邱祖德第一次交了 1500斤粮食，第二次又交了 1000斤，自己仅留下一点口粮。当管征集公粮的干部惊诧地说邱祖德交的公粮已远远超过了要交的土地税时，他老婆说，这个粮是翻身粮，是我们情愿多交的。要不是红军帮我们翻身闹革命，我们哪有这个命吃到这么多的粮食。 这就是我们纯朴的妇女同志！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还需要经费。井冈山的斗争，虽然主要是军事斗争，但经济斗争始终是围绕保障后勤供给、保障军民日常生活而开展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敌人的严密经济封锁，现金和日用品奇缺，成为红军亟待解决的问题。红军要解决经济给养的困难，就得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办为根据地生存所必需的一些事业。

为了解决红军的军需给养，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 立之后，毛泽东、朱德根据王佐的推荐，吸取了湘洲谢氏兄弟办花边厂的经验,并请来谢火龙、谢阿秋等人当师傅，在井冈山的上井创办了红军造币厂，厂址就设在邹甲贵家。就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军造币厂在上井的牛路坑正式开办了。

造币厂的生产设备极其简陋，使用的工具是乡间打铁的风箱、火炉、铁钳等，不同的是有了熔银器、冲压架，在厅堂中间架起一个高一丈宽六尺的硬木架，安放一对重约五百斤的花岗石，嵌入印模。下印模石固定在 冲压架的下端中央，上印模石一头系上绳索,通过顶架滑轮，生产时一人将上印模石拔起，一人及时放上粗坯和溶好的白银液体，如此一放一拉，冲压成模。每开炉一次，可生产“花边”四五百枚。

造币厂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打土豪所得的各种银质器具。印模是墨西哥版的“鹰洋”。为使这种银元与历代官府生产的“鹰洋”有所区别，造币厂工人在银元上凿了个“工”字。因此，边界军民称之为“工”字银元，意为工农兵政府发行的银元。

造币厂创办不久,毛泽东、朱德、陈毅就亲自陪同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专程到上井视察红军造币厂，向工人发出了生产工农兵政府自己的银元的号召，鼓励工人为巩固根据地多作贡献。当时打土豪缴获的银子毕竟有限，为了筹集更多的银子来制造银元，女红军就发动群众开展献首饰运动，向妇女群众宣传红军造币厂制造银元的作用，号召她们将自己的银钗、银手镯、银钏、银项链等首饰捐献出来。妇女群众的觉悟也很高，她们说服自己的丈夫，甚至将娘家陪嫁的银首饰都捐出来。红军将群众献出的这些首饰全部用于造币厂制造银元，从而保证了边界党、政、军工作人员的供给，活跃了根据地经济。

红军造币厂为发展根据地的金融事业，促进边界的物资交流，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作出了贡献，可以说，这当中也有女红军的一份功劳。井冈山时期的“工”字银元的铸造和流通，促进了红色区域内外的货币流通，活跃了根据地经济，为繁荣集市贸易起了积极作用，在湘赣两省内扩大了红军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影响，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新型人民货币的萌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的强大经济生命力，为以后的中央苏区乃至新中国货币的生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后来，在井冈山红军造币厂的基础上，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创办了湘赣省造币厂，依然聘请原井冈山红军造币厂的师傅继续大量生产“工”字银元。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大量发行苏区的钞票。从“工”字银元的诞生到苏区钞票的发行，显示了红色政权所具备的强大经济生命力。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妇女工作，没有充分发挥妇女的作用，没有妇女这个好的群众基础，我们的党和红军在井冈山就不可能站住脚，更不可能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和红色革命政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党的妇女工作的实践经验为以后更好地开展妇女运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