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一套新版人民币。这套人民币中引人注目的是100元面值的图案：它的正面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4位伟人的侧面雕像，背面是一座山的主峰照片。这座山就是井冈山。

历史再一次选择了井冈山。

为什么当年历史会选择井冈山？

为什么会走出一条井冈山的道路？

这条道路又通向何方？

要弄清这些问题，还是先稍稍进入了解一下中国近代历史。

从1927年8月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用武装起义、暴动、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方式，公开和国民党反动派真刀真枪地干了，用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的话讲：这是被逼的。

的确是被逼的。早期的共产党一开始并没有打算用暴力进行革命。

中共一大的纲领这样表述：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二、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四、联合第三国际。

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中共一大的纲领有“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的表述，二大的纲领进行了一些修改“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

从“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到“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二大纲领的针对性更为明确了。

中共二大刚开过的第二个月，1922年8月，共产国际就有指示，要求中共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合作。

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共产党人还是有好感。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国民党在社会上颇有威信，而且孙中山本人对共产党合作持欢迎的态度。

西湖会议后，中共的一批重要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国共合作拉开了序幕。

2016年11月11日，北京隆重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做出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而且在于他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与时俱进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斗争方略，毫不妥协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各种势力进行斗争。他坚决反对军阀分裂割据，坚定维护民主 共和制度和国家完整统一。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为孙中山先生认识世界和中国打幵了新的视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中国国民党，推动北伐战争取得胜利，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同志把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并称为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是‘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

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不仅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也评价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人民族利益至上的真诚。

共产党人对国共合作的真诚具体表现在北伐中。

1926年8月，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 4军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8月下旬在湖北攻下汀泗桥、咸宁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10月10日攻占武昌。叶挺独立团战功卓著，第4军被誉为“铁军”，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

但就在北伐节节胜利，控制了南方大部分地区，准备向北方推进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遗嘱、背叛了革命，转过身来，向合作伙伴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从1926年7月誓师北伐，到1927年四 一二政变，才9个月。

孙中山先生逝世太早，未能完成他国共合作的最终目标；

蒋介石变脸太快，断送了孙中山设计的民族复兴前景。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都没料到：

革命刚刚起程，同僚已经背叛；

革命还在进行，同伴已遭屠杀；

革命尚未成功，道路已被断送。

蒋介石的背叛，连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也感到了愤怒。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她与邓演达、何香凝、毛泽东、董必武等40 人联名发出《讨蒋通电》，指出：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产党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今已开始进行，将来必变本加厉”。号召革命军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孙）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不顾国民党左派的反对悍然“分共”，叛变革命。宋庆龄又一次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她指出，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政府“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她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南昌起义当天，宋庆龄和毛泽东等22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了宣言，并和邓演达、周恩来等25人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可以想见，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革命，是如何不得人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把共产党人逼上了绝路。

于是，就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大小小的起义、暴动。中国共产党人用这种自己本未计划并不擅长的行为，为自己，也为民族的生存走向漫漫抗争之路。

毛泽东、朱德率领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队伍先后上了井冈山，但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放过这一小股共产党人，将他们称之 为“共匪”，并调集大批军队予以武力“讨伐”。先是调集一省的兵力，谓之“进剿”；继之调集几省的兵力，谓之“会剿”；到后来蒋介石亲自上阵，调集中央军优势兵力，谓之“围剿”，并达5次之多，大有不剿灭红军誓不罢休的势头。

一次又一次苦苦紧逼。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制定出“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战术，开始了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朱毛红军根据敌情，做出了“诱敌深人”的方针，在运动中伺机破敌。

和敌军周旋了近两个月的红军终于在运动中制造了一个机会：12月28，等不及了的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起总攻击。敌一纵司令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立即出动，将一个旅留守在后方东固，自己率师部和第52旅、第53旅，向龙冈进发。

12月30日，龙冈细雨蒙蒙浓雾笼罩，是个打伏击的好天气。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走进一条狭窄的山谷，遭到埋伏在两旁的红军突然攻击，敌退路也被切断。这一仗从上午10点打到下午6点，红军全歼敌两个旅和师部近1万人，活捉第18师师长张辉瓒。

此次大捷后，毛泽东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写下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翁，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1月3日，红一方面军乘胜进抵东韶附近，向敌第50师发起攻击，歼敌3000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见此慌忙撤退。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被打破。

对被红军俘虏的张辉瓒，国共双方都很重视，派代表在上海进行了一次谈判，初步拟定赎救张辉瓒的条件。1月28日，东固军民召开反“围剿”祝捷大会，提出在会上公审张辉瓒。毛泽东指示多派红军战士在会场保护张辉瓒。东固军民愤恨其部进入东固根据地时大肆烧杀掳掠，群情激奋，会场一度出现失控。赤卫队员和青壮年群众涌上主席台，将张辉瓒抢走，把他拖到离会场不远处处死，将其头颅割下放在木排上顺赣江而下，几天后被蒋介石军队捞起。

第一次“围剿”，蒋介石损兵折将，大为恼火，立即发动第二次对红军的“围剿”。1931年2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军队，调集18个师加6个旅20万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包围前进。

朱毛红军经过反复推敲论证，决定了这次反“围剿”的策略：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面对强敌，红军还是隐蔽待机。

等了20多天，敌人沉不住气了，忘记了他们“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敌公秉藩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分成两路，急匆匆向东固奔袭而去。

机会来了。毛泽东、朱德立即命令消灭这股敌军。

5月16日，事先埋伏的红3军突然从山上猛冲下来，将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敌人陷入一片混乱。到下午5时，敌大部被歼。红3军顺势进入富田。右路红4军也歼灭敌第47师一个旅。第二次反“围剿”，红军首战告捷。

挟首战告捷之雄威，红军再接再厉，连打4个胜仗：

17日，在吉水白沙歼敌郭华宗第43师一个旅和敌第7师第1旅残部。驻扎在永丰藤田的敌郝梦龄第54师见状不妙，撒腿连夜撤往永丰。

21日，红军猛敲增援郝梦龄第27师的先头部队，在中村消灭敌一个旅大部。

27日，红军主力雷霆出击广昌，激战一天，拿下广昌城，歼敌第54师一部，其师长胡祖玉伤重而亡。

31日，红军狂风般突袭建宁县城，全歼敌刘和鼎师3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红军大胜。

半个月时间，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旋风般从赣江东打到闽西北，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粉碎了蒋介石的第 二次“围剿”。

这几仗赢得痛快，诱得毛泽东诗兴大发，又填词一阕《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曰，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英雄的豪迈轻松和诗人的诙谐调侃，跃然纸上。

两次“围剿”失败，国民党对红军的紧逼并没有丝毫松懈, 反而以更凶猛的疯狂、更多的兵力、更紧密的节奏，于1931年6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此时距第二次“围剿”结束才不到一个星期。这倒是有点像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节奏：国民党军的第三次 “围剿”，比前两次来得更早一些。

这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挂帅。

6月初，蒋介石发布《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22日，他乘军舰从南京抵达南昌；7月1日，他下达总攻击令。

调兵遣将，谋划布局，一切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紧锻密鼓地进行着。

兵力部署：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两路大军总兵力达23个师加3个旅共30万人。

战术实施，采用“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人”。

对于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红军针锋相对，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术，即还是游击战灵活机动的战术。

第三次反“围剿”历时3个月，红军与国民党军共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奸、方石岭6场战斗，红军的战绩为五胜一平（高兴圩战斗），共歼敌17个团3万人，其中俘敌18000余人。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凿凿誓言，刚好倒过来了，成了一个破碎的泡影。

在一年时间内，国民党军发动了3次对红军的“围剿”，动用兵力60万。

红军3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只有3万兵力。第一次反“围剿”只用了一周时间，第二次用时半个月，第三次耗时3个月。

国民党军3次“围剿”后，红军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越剿越强：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和战略战术；革命根据地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给红军创造了机会，将原来赣西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共有28个县，15座县城，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仅仅一个月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的叶坪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了最高权力机构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随后，作为国家机器的各部门相继组建成立并运转。

在强敌环伺、硝烟未尽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从容地进行了一次建国的预演。这次预演从形式到内容都很完整：有全国代表大会，有立法，有选举，有国家机构，还有阅兵式、提灯晚会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仍然是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围逼下 完成的。这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气魄、远见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拳拳之心。

国民党军连续3次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而共产党和红军却是地盘越打越大、军队越战越强，并且还在国民党重兵围困之中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国民党的屡屡失败和共产党的公开张扬，让蒋介石恨恨不已。 按说，挨了3次打该长点记性痛定思痛，但蒋介石不，每挨一次 打，他对共产党红军的仇恨便增加十分，报复的劲头便疯狂二十分。他在身叛革命、背叛孙中山先生遗嘱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起劲了。他心里对革命的理解和行动目的只剩下—个剿灭共产党红军。

还是步步紧逼。

1933年1月底，仍然是蒋介石亲自披挂上阵，到南昌担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调集重兵50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他采用军事“围剿”和经济“围剿”双重打击的战略。军事“围剿”叫“杀死政策”，老办法，依靠重兵武力，但接受前几次“围剿”躁动冒进的教训，这次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经济“围剿”采用的是“饿死政策”，用经济封锁的办法将红军困死。蒋介石构想，两只铁拳出击，志在一举剿灭中央苏区的共产党和红军。

这次反“围剿”的红军领导人，却发生了变化：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反“围剿”行动；而在上一年10月被错误批判为“右倾”、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这次负责领导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虽然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但指挥红军的周恩来、朱德，已经在前几次反“围剿”的经验基础上，将红军的游击战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

2月27日，红军在黄陂设伏，对进入我军预设战场的敌第52师和第59师发动猛烈攻击，激战两天，红军歼敌大部，活捉敌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3月20日，红军在草台岗再与敌激战一天，歼敌第11师大部。黄陂、草台岗两仗，红军共矸灭国民党军近3个师，俘1万余人，并创造了红军战史上以大 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3月下旬，蒋总司令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又 一次被红军打破。

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又一次来到瑞金的大柏地。他第一次到这里是1929年，和朱德、陈毅率领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在这里和追兵打了一仗，取得重大胜利。此次旧地重游，红军又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心情大好， 写下《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词中最后两句是“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经过短短4年，这里不仅成为中央苏区，而且瑞金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你说是不是“今朝更好看”？

蒋介石的看法恰好相反，他认为这块红色根据地十分刺眼，不仅不好看，而且有害，要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除之而后快。

1933年下半年，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幵始了。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调集百万军队，兵分三路，向中央苏区进攻。

这次“围剿”，蒋介石采取了新的方针和战术。新方针叫“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根据地周边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并继续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军事上釆取“堡垒主义”，用沿途构筑密集堡垒的方式，步步向根据地推进。

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发展壮大到8万之众，虽然和国民党军的百万大军相比，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但红军经过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的一系列反“进剿”“会剿”“围剿”的磨炼，已经熟练掌握了敌军作战的战术，而且将自己的游击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如果以己之长攻敌所短，打破这次“围剿”还是有一定胜算的。

但此时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发生了根本变化：1933年5 月，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项英代理在前方的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职务。这样一来，军事指挥权就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取得。

博古名叫秦邦宪，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9月担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当时24岁。1933年1月下旬到达瑞金的中央苏区。

博古不懂军事，也没有军事斗争的经历，刚到苏区接手军事指挥权就面临百万大军压境的前所未有的大战，心里实在没有底。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那边来了一个奥托·布劳恩。

布劳恩到中国来，是共产国际派他送钱来营救一对在共产国际中国联络站工作的苏联夫妇。钱送到了，本该回去，但恰好遇到博古。比博古大7岁的布劳恩于1932年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校毕业，他和博古在莫斯科就认识。

布劳恩的出现，让博古感到异常高兴，不仅因为相识，更重要的是他来自共产国际，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校。对博古来说， 正需要一个这样有共产国际背景又懂军事的人来辅佐他。这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博古把布劳恩留下来做他的军事顾问。为便于工作，布劳恩改了个中国名字，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进入了历史的李德。

李德是军事学校毕业生，但没有参加过战争，没有实际作战经验。博古一下把他奉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军事顾问，对李德是一件受宠若惊的事，对中国革命却是一个巨大灾难：一对这样的组合，差一点毁掉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于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用他刚学到的外国军事教科书上的操典，尽情地想象并调动着这个陌生的东方国度的一方军队，去和另一方作战，不管交战双方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也不管这里的双方军队熟悉哪种战术、这里的地形适合哪种战法，连这个国家的国情也不了解。

典型的纸上谈兵。

博、李组合很快制定出第五次反“围剿”的方针：“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他们将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的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弃之不用，转而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军事部署上采用“两个拳头打人”。也不掂量一下，总兵力还不足敌方的十二分之一，还要分成“两个拳头打人”。这种以自己的短处去拼敌人长处的战法，无疑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毛泽东一开始就不同意这次的反“围剿”方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但毛泽东不在领导岗位，他的意见，博古听不进，李德听不懂。

响亮的口号，让大家摸不清头脑；硬碰硬的打法，让红军遭受到一次次挫折。根据地在敌人堡垒的推进下一步步后退、缩小。

这样的打法，让习惯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打胜仗的红军指战员很不习惯，他们看着一批批战友在自己的身边倒下，根据地 一天天在自己的手中丟失，感到十分憋屈和想不通。火暴性子的彭德怀有一次冲着李德的面吼道：“你这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这样苦苦支撑着到了 1934年的10月，蒋介石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合围基本形成，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10月10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86000余人，从瑞金、雩都等地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毛泽东和警卫人员10月18 日渡过雩都河开始长征。

蒋介石的百万军队，加上中共领导人的战略失误，让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走上了悬崖绝壁。

但对这些战略战术的错误，博古和李德并没有认识到，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那一套，继续一步步把党中央、红军带上一条凶险无比的道路。

长征初期，红军大搬家似的转移，散步似的行军，不管后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紧追着打，也不管前面几十万国民党军在快速调集堵截，也不管每天国民党军的飞机追着轰炸。时时要作战、要防空袭；时时有战友在身边倒下、牺牲。中央机关每天以20多公里的速度从容不迫地走着。

一路转战来到了广西全州、兴安间的湘江边。这是国民党军为堵截红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10月27日，红军控制了湘江渡口，但由于队伍搬家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动太缓慢，红军主 力还未过江，就遭到急速赶来的敌军夹击。湘江战役是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仗，无法用笔墨形容，用一个数字就能让你感到震惊：这一仗，红军牺牲了5万多人！

离开苏区才半个来月，只湘江一仗，86000多人就只剩3万多，损失大半！

湘江边的人说：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