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光有一支实力强的军队还不行，还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和政权机构，这样才能更好地领导、组织广大群众支持参与革命事业。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需要群众参加的，而在中国最偏远闭塞的山乡，如何才能让人民群众理解共产党的革命，争取到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支持共产党的革命，这对于根据地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1928年5月，当工农革命军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后，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陈毅接任中共红4军军委书记。

在宁同茅坪建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边界各县、区、乡都成立土地委员会，领导土地革命。一场前所未有的土地革命运动，在井冈山根据地轰轰烈烈展开。

毛泽东对农村的土改工作早就有所准备。

1927年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刚到井冈山不久，就深入到宁冈的坝上村、洋桥湖等地，开展以土地占有为主题的“宁冈调查”，全面了解湘赣边界的土地分布和阶级状况。毛泽东采取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找各县中层干部询问等方式，口问手写，并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

在他后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记载了他了解到的边界土地占有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60%以上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永新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约60%。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刚到井冈山，立足未稳，毛泽东就奔走于井冈山根据地两省数县，就农村土地分布、占有情况做深入调查，因为毛泽东就是从离井冈山不远的湖南韶山农村出来的，所以他深知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也深知，根据地土地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根据地的存亡兴衰，决定着中国土地革命的成败，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在大革命失败前夕举行的中共五大上，未能通过一个土地纲领。毛泽东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被逼得走进这深山乡村，再没有退路，不能再败了。

共产党人要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了军队，就要有源源不断的补给，这些大量的物资从哪里来？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部队所需粮食补给绝大部分要靠当地解决，那就得依靠农民生产。而要依靠农民生产，首先得解决一个问题-----土地。土地是生产资料，广大农民不占有土地，不成为生产和交换的主体，就不会有生产积极性，这个前提不解决，后面的物资给养就无从谈起。

共产党人讲革命。“革命”这个词的内涵很丰富，足以让理论家著书立说详加阐述。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他们无须理解太过深奥的理论，他们只需要和他们利益相关的实际。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就让广大农民清楚了共产党的主张。他们觉得共产党能够让他们实现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让他们有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发家致富的本钱和希望，于是就立刻跟着共产党走了。

这句在井闪山根据地首创，在各根据地流行，并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后期在各解放区全面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让数以亿计的农民分到土地，他们对共产党的理解、态度顿时有了质的变化，他们对共产党、革命的热情顿时迸发。

如果换成“打土豪，干革命”，有这种效果吗？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知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存在决定意识。

电视连续剧《亮剑》有这样一个情节：

解放战争时期，我华野某纵队政治部主任赵刚给一群国民党军俘虏讲话，他说道：你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解放区，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 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有俘虏回答：长官，我来自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 8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赵刚说：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土地，给一座金山也不换呐！可是兄弟，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俘虏说：那我就跟他拼命! 赵刚：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

就这样，这批俘虏成了我军战士，掉转枪口打蒋介石了。       

这虽然是文艺作品里的一个情节，但却是当时的事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中国农民就这么朴实。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

问题看似简单，但其中的内涵很丰富：土地改革代表着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也代表着共产党人的立场和方向，关乎着中国最广大农民的最切身利益。

调查数据有了，土改的思路和方向也理清了，但怎么改，这是个千古不遇的新课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192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毛泽东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根据地内湖南酃县的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土地改革试点。

酃县紧挨着宁冈和遂川两县，是井冈山的西大门。毛泽东经过调查了解到，中村的土地情况很有代表性： 7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其中的道任自然村最为典型，全村280亩水田，大土豪钟伦元一家就占有250亩，占全村土地的90%。

3月24日，毛泽东和酃县县委书记刘寅生召开中村区、乡农会骨干会，根据《土地纲领》草案，确定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地主家属也分给适量土地，以给予生活出路。

分田的步骤按四步走：一、召幵群众动员大会，将人口、土地登记造册；二、制定分配原则，以原耕种土地为基础，多退少补，好劣搭配。对无土地无资金的雇农适当给予照顾，多分好田; 三、写好标有姓名、坐落、面积、四界的竹牌；四、召集群众，当众插牌到田。这样的分田方法，群众称为“插牌分田”。道任村 217人，每人分到田地1.2亩。

“插牌分田”首先在中村的道任、龙潭、联西、罗浮江四个自 然村进行，随后在整个中村区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5月至7月，湘赣边界各县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田高潮。毛泽东从红4军中调集了大批干部到根据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6月，湖南省委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助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其原有的田数定他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有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8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

井冈山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农村社会大变革: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分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永新县有些出家的尼姑也还俗分到了土地。

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开国上将陈士榘回忆：“所以打土豪分田地不仅使农民有田种，而且还瓦解了敌军，使他们的士兵不会积极地反共。有些国民党士兵因受打土豪分田地的影响，开小差跑回家去。插牌分田后，农民有了土地就会跟着共产党。分田以后，农民保田的积极性很高，国民党军队一来进攻，农民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共产党红军的。……土地法的形成是先实践，先做工作，尔后成为文字的系统的东西，成为土地法。”

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可以化敌为我，可让尼姑还俗，可让千千万农民铁心拥戴共产党，这足见田地在农民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

当时，还从永新传出一首《我村田牌毛委员写》的歌谣：“分田牌，分田牌，我村田牌毛委员写。毛委员写的分田牌，子孙万代不变色。”

歌谣的诞生有一个故事：这天，永新县西乡塘边村的李振珠正在写分田牌，由于文化水平低，写得比较慢。村苏维埃主席交代过他，全村几百块分田牌要一天写完，不能耽误第二天农民分田。可一个上午过去了，连一半都没写到，他心里暗暗发急。

这时，门外走进一个穿灰布军装的高个子，他看到李振珠写的分田牌，连连夸奖：“写得好，要得，要得!”

李振珠正忙，也没顾得上和来人打招呼。来人见他忙得满头大汗，和气地说：“小同志，莫急，我来帮你写。”

李振珠这才抬起头，看到一张熟悉的笑脸。“啊！毛委员！”

李振珠说：“毛委员，你工作这么忙，这里的事我做就够了。”

毛泽东笑着说：“分田是农民翻身的大事，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啊!”

看到毛委员这么认真，李振珠就不好再阻拦了，一边帮着磨墨，一边看着毛泽东写分田牌。两人合作，工作进度大大加快，还不到太阳落山，几百块分田牌就全写完了。

第二天，李振珠把毛委员写分田牌的事告诉了大家。大家听了十分激动：“我们村里的田是毛委员分的，分田牌是毛委员写的！” “分田牌是我们的翻身牌啊!”

这个故事很快在湘赣边界地区传开，这首歌谣也由群众创作出来，在苏区传唱，流传至今，成为一段红色文化记忆。

毛泽东知道，分田对于农民的重要，也知道，给农民分田对于共产党的重要。所以毛泽东三次到永新的塘边村，共住了40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在此实践基础上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17条。

1928年10月上旬，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反复酝酿修改，12月，《井冈山土地法》正式颁布实行。这个《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根据地几个县实行土地革命的第一次实践。

一场前所未有的、牵涉到千百万农民的土地改革实践，并非一次就能做到完美。实践中发现，这个第一次制定的土地法并不完美，还存在缺陷，如：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样就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土地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而且禁止土地买卖。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中对中间阶级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毛泽东认为：“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

中间阶层是维持一个社会稳定的强大基础。在农村要成为中间阶层首先要有土地，有了土地才有可能成为中间阶层。

意识到政策的错误，就要及时改正，这正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所在。井冈山土地改革中的这些缺憾，后来在中央苏区制定的兴国县《土地法》中得到了纠正。

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进人江西瑞金。11日，毛泽东在雩都县城主持召开红4军前委扩大会，决定红4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会后，毛泽东率 第3纵队到兴国县，发动群众，开展社会调查，建立红色政权。

毛泽东在兴国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制定一部兴国县的《土地法》。这部《土地法》的一个重要之处是对井冈山《土地法》中的一处，做了原则性修改，即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样，就保护了中间阶级的利益。为了保证兴国的土地改革能准确依法实施，还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毛泽东亲自给大家授课。

兴国《土地法》纠正了井同山《土地法》的一个原则性缺陷，最大限度地打击了土豪劣绅，让绝大多数贫农分到了土地，并且保护了中间阶级的利益。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发展，在实践中还是发现这两个《土地法》有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地方。

1929年7月，毛泽东以红4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参加了在上杭举行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了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通过了一个重要决议-----《土地问题决议案》。和井冈山、兴国两个《土地法》相比较，这个决议有新的变化，如：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给土地；对富农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而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在土地分配上实行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

按照《土地问题决议案》的政策依据，闽西在600多个乡进行了土改，80多万农民分到了土地。

闽西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完善的能力和纠错的勇气，也彰显出共产党人在革命进程中最大限度地让最广大人民群众获利的原则、对革命对象也给予的人性温情。

这样的优良品质，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极为弱势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史学界将1927年至1937年称之为土地革命时期，突出了土地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

其实，在中华大地上，土地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主角地位。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各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 立，最早推行的重要工作就是土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全国性的土改。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讨论由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6月28日，此《土地改革法（草案)》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两天后，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正式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新的全国性《土地改革法》同以往老解放区的土改政策相比，在一些内容上做了重要修改：一是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二是由没收地主在农村的一切财产，改变为只没收其“五大财产”，即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不予没收。三是增加了对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规定，即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以地主论。四是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受侵犯。

这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新《土地改革法》，极大地兼顾了国情的各个方面，作为一项国家大法，显得更加成熟。

从1950年冬开始，一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新解放区展开。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连同老解放区，完成土改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整个土改中，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共分到了没收、征收来的土地7亿亩。

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使我国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占农村人口 92.1%的贫农、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91.4%。这个数据标志着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实现。

除了土地，广大农民还从土改中分得了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耕畜296万头、农具3944万件、房屋3795万间、粮食100多亿斤。

农民从土改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资利益，他们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1951年粮食、棉花、油料农产品产量分别比上一年增 长8.7%、48.8%、22.4% ；1952年又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4.1%、26.5%、12.5%。农民们的货币收人也得到快速增长:1953年比 1949年增长123.6%，购买力增长111%。

数字有力地证明，获得土地的农民，让中国农村生产力呈迸发态势。

中国作为农耕社会历史悠久，土地一直集中在官府和地主豪强手中，广大农民仅仅作为劳动力租种土地，收人大部分作为租金上缴。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遇到灾荒，农民们只有逃荒要饭。这样的不公，一直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根源。

在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洪秀全，一个是孙中山。

太平天国起义后，天王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主要内容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分九等，照人口（不论男女）均分，15岁以下减半。其制度的核心是“均田”，目标是实现“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理想。

《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于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时。 《制度》颁布后不久，天京粮食供应紧张，洪秀全批准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还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漕粮。这表明，太平天国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之后，因为政权根基未稳却继续连年征战，未能全面实行这一制度，又回到了地主占有土地并向农民收租的老路上了。洪秀全的“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终成为昙花一现的泡影。

孙中山提出过类似构想。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于1月下旬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正式提出了他的“三民主义”政治主张。对其中的“民生主义”，孙中山的解释为：“一日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关于“平均地权”的主要内容有：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照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同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了《耕者有其田》的演说。他提出了关于解决“田”的主张：由政府采用将田地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的方法，将田集中后分给农民。孙中山不愿得罪地主阶层的貌似温和的“平均地权”设想还没来得及实施， 就因为他的逝世而不了了之。

真正在全中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

中国大陆暴风骤雨似的土地改革浪潮，穿过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撞击着台湾岛。退居孤岛的国民党明显感受到了来自海峡对岸的土改冲击波。

1949年2月，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开始了台湾的土地改革。

亲身经历了国民党的惨败和剧痛，陈诚退台后也在反思，国民党的失败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深层次原因，土地问题 是“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土能养人，也能葬人。道理谁都懂，但真正悟透做到却不容易。

其实，陈诚早在大陆竭力“围剿”红军时，就关注着共产党在苏区的土改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湖北省主席时也在辖区内推行过“二五减租”，即在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25%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75%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这可以认为是他受到共产党在苏区土改的启发。

台湾的土地改革第一步就是实行“三七五减租”。所谓“三七五减租”，就是陈诚在抗战时推行的“二五减租”的翻版。“三七五减租”规定，佃农向地主租种耕地所缴纳的地租，最高不超过主要作物收成的37.5%，同时取消押租金及其他不合理负担。而当时台湾的一般租率都在收成总量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达70%。

政策还未出台，台湾的地主们就一片反对声。面对此状，陈诚放出狠话：“‘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确实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

陈诚当时兼任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透过话音，那些反对的人们看到了他背后那黑洞洞的枪口。

从1949年5月下旬开始，20天时间里，台湾地主们出租的25万公顷（约合375万亩）土地，全部实行了 “三七五减租”。

1951年，台湾土改进人第二阶段：公地放领。《台湾省公地放领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规定：租用公地的农民，每年的租额为产量的25%，连续交上10年，土地就归耕种的农民所有。

台湾土改的第三阶段“耕者有其田”从1953年幵始。《读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1甲为14.55亩，约等于1公顷）或旱田6甲，超过限额的土地一律由当局征收，由原租用耕作的农民受领。政府以赎金的形式支付征收地主超标准土地。

台湾的土改，让底层农民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这对于刺激生产，缓和农村的阶级矛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台湾土改的实施，为台湾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台湾作为孤悬海外的一个省，和全国大陆地区省份土地改革基本同步，在全省范围进行了土改。这件事说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对土地的需求和认识是相同的。

两岸在土改问题上不约而同实现了一次“统一”。

中国作为传统农业生产大国，农民与土地问题一直贯穿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稍有疏忽闪失，后果将不堪设想。作为人口大国和传统农业生产大国，农业一直承担着社会稳定基础的重任，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是几个农民悄然开启的，也和土地有关。

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严金昌来到严立华家，这里是平时村民们聚会的点。之后，全村20户农民有18 户的户主陆续来到这里。这些中国最底层的农民没想到，他们这天晚上所干的事情将载入史册。

他们要讨论的是土地的“大包干”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是“禁区”，谁都不好先表态。当时的有关政策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副队长严宏昌下决心打破沉默，他说：“我们队委会三个碰了个头，打算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但有一条，各家要保证交足公粮……”

窗户纸捅破后，现场热闹起来。大家意见逐渐统一了：不干全村就要挨饿；为了全村人不再挨饿，干！

老农严家芝担心地说：“这事要被上头发现了，你们几个干部弄不好要坐班房，你们的大人小孩怎么办啊?”

“你们是为我们村民出的事，到时候，我们谁个也不能装孬， 全村凑钱凑粮，把你们的小孩养到18岁！”另一位年长的村民答道。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赞同。

随后，严宏昌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保证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下面依次是其他19户户主的名字。到场的人在自己的姓名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庄严而带悲壮的一按，悄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按钮。

大幕拉开，释放的是生产力。

井冈山开始的土地革命，让广大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这意味着，一夜之间，农民们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

农民们心里清楚是谁让他们成为有产者的，他们自然会选择拥戴谁、跟着谁干！

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谁能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讲的道理，农民们懂。

中国共产党人做的，是顺应了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