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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是中国革命前20年的传奇女性。她到达哈尔滨后,有关她回国的消息马上在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中传开了。
一天,贺子珍一回家,突然“子珍”的喊声把她吓了一跳,她转过头一 看,顿时惊呆了: “你不是曾志吗!”
“是我,子珍!”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两个井冈山的战友一见面,格外地激动,相互端详着对方,岁月的年轮已经把当年的两个风风火火的姑娘变成了年近40的女人了,近20年的 风雨历程将两人年轻的容颜消磨而去,两个人都已大变样了!过了好久, 曾志才问:
“子珍,还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吗?”
“怎么不记得呀! 17年了啊!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四军决定转战 江西,1930年6月打回闽西,同一月,你就和老蔡去厦门,我们就天各一 方,再也没见过面了啊!”
“是呀,想不到啊!一晃整整17年,快20年了呀!”
“是呀,是呀,曾志,老蔡呢?这些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 ”贺子珍性 急地问起了老战友这些年的情况。
“唉,我呀,这些年过得好不容易啊!哈哈! ”曾志做一副苦脸相,笑着 对贺子珍说。
“是吗?好,先不说这,先一起做饭吃。”贺子珍招呼。
吃了晚饭,两个人同睡在一张床上,细细地谈起了别后的时光,重温难忘的战斗过的岁月,像当年一样分享心中最深的情愫。
曾志开始讲述她与贺子珍分别后的情形:“1930年6月,我和蔡协民一道奉命前往厦门报到,开始了漫长而危险的白区战斗生活。刚到股门不久,我就遇到了一个人。”
“谁呢? ”贺子珍问道。
“他叫陶铸,湖南人。陶铸当时只有20来岁,却已是一个久经风雨的老革命了。他1925年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年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并且加人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 年,他回到了老家湖南祁阳,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调到福建工作,历任中 共漳州特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 第二年5月,又成功组织了E门劫狱,一时闻名遐迩。我和他是在福建锴 委代理书记罗明的住处相识的,罗明给我们互相介绍,我们二人都毫不掩 饰地愣了片刻……”
曾志对此似乎记忆犹新,她回忆说:“陶铸个头不髙,却很精干,微黑的面庞,青肋帮子,一头不驯的浓密硬发,粗黑的眉下目光炯炯。他上面穿 一件咖啡色广东衫,下面是西裤、皮鞋。我觉得这人虽谈不上魁梧英俊,更谈不上潇洒儒雅,却自有一股逼人的英气。”
贺子珍听她讲了大半天陶铸长陶铸短的,问道:“你是不是被陶铸的 这股英气慑服了呀?”
“可能是吧!”曾志承认说,“那一时期,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原 因,老是同蔡协民吵架。”
“蔡协民比你大11岁,如同对待小妹妹一样悉心爱护你,总怕爱不 够,疼不足呢! ”贺子珍对曾蔡当年的印象依然清晰。
“是的,他性格温柔有余刚毅不足,老蔡总担心我招人眼馋,对我的行, 动管束得很严,在厦门也还是这样。一次,省委秘书处长黄剑津到军委驻 地来找我聊天,老蔡疑心重重地警告黄剑津,我同曾志两人感情深厚,你 不要从中插足。’搞得黄剑津尴尬得不得了。老蔡不分场合,不近人情,我 们为此经常发生争吵,甚至我还生了与他分道扬镳的想法。”
“相处久了,人的感情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贺子珍深有感慨地说。
“1931年7月,福建省委撤消,设立厦门、福州中心市委,分别由王海萍、蔡协民负责。我随老蔡到了福州。当时福州白色恐怖的气氛比M门还 浓,党组织活动也十分困难。11月,我在福州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母亲知道 后给我寄来了 40块大洋,叮嘱我要带好她的孙子,并且把她孙子带回湖 南老家抚养。我自然很不希望有违母愿,我收到母亲寄来的钱后,首先抽 出20元交给了党组织,留20元哺养孩子。但是一回家便得知,厦门中心 市委书记王海萍迫于组织经费紧缺,听说我生了儿子,便擅自作出了组织决定:将曾志之子卖给厦门一医生世家叶延环,预收100块大洋。革命
利益高于一切!我只好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为革命作贡献,强忍着宛如割肉般再次失去亲生骨肉的痛苦,将出生才两个月的又黑又壮又乖的‘小铁牛’送给了别人!”
“你这样做也真对得起党了!"
“但是,孩子到了新家不久就染上天花病,夭折了。我们得知孩子夭折后,痛苦自责。平日不喝酒的老蔡竟然也喝起酒来,借酒消愁!可借酒消愁愁更愁,蔡协民愈发变得愁容满面,心绪不宁。有一次,喝过闷酒在度门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曾志后,蔡协民竟然掏出我的照片撕得粉碎。谁知痛苦的事还在后头!没过多久,福建的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想,王海萍同志牺牲后,由 许包野任书记,他一上任,就开展了所谓的‘反蔡协民路线’,指责蔡协民 是彻底的右倾机会主义,什么‘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慈悲主义’…… 帽子一大堆打过来,我和蔡协民与许包野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
最后,市委作出了《关于蔡协民在漳州工作错误的处分决定》,老蔡被 撤职,留党察看三个月,我也被留党察看一个月,重新分配工作。我们心中 自然不服气,也不想再呆在厦门,老蔡提出到上海请党中央另行分配工 作。我也提出到福州去工作。”
“到福州就不会出问题? ”贺子珍问。
“当时我的想法是,陶铸担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至少他对蔡协K是 信任的。厦门中心市委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蔡协民到上海,皙志到福州。这 一走我们就可能真的分道扬镳了。我和蔡协民彻夜无眠,往事如烟似梦, 可彼此却相视无语,形如陌路。最后还是我先开口说:‘协民,我们还M•就 此分手吧。’老蔡喃喃地自言自语,还用手捶打自己的脑袋。我抽吩符不 语,泪水湿润了眼睛,浸湿了衣衫……”
“你们就这样分手了?”
“没有,没有离婚。我到福州后因为痛苦加倍努力工作,一个月后,福 州中心市委就撤消了对我的处分,还让我担任了市委秘书长一职。不久, 因地下工作的需要,我和陶铸假扮成夫妻,出双人对以障人眼目。然而,好 景不长。1932年秋天,秋风萧瑟,上海中央局通知福州市委,说蔡协民蕋 ‘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都应对他进行揭发批判, 划清界限,肃清影响。而蔡协民还蒙在鼓里,并不知情,知情的我却想不 通,陶铸也表示想不通。可想不通又能改变什么呢?中央有令啊。1933年 年初,生活上穷困潦倒、在政治上忧郁伤悲的蔡协民突然回到了福州。因 为老蔡还在被批判之中,没人愿意为他幵组织介绍信,我想去见他,但按 照党的纪律,又是不可相见的,倒是十分了解蔡协民的陶铸很同情我们, 不但他自己去面见了老蔡,还批准我去见,但他同我说绝对不允许把中央 的决定透露给蔡协民。可怜的是,老蔡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中央已 ‘甩’了他。他在上海滩流浪时,忍饥挨饿,也没人关心过问,最后他在街头 遇到地下交通员陈冷才,才在他的帮助下买了船票回到福州。老蔡把在上 海的不幸遭遇告诉我时,两人相拥而泣抱头痛哭。末了,他打开脏乎乎的 布包,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块布料,双手捧着递给我,声音低沉地说:‘这是 我用买船票仅剩的一点钱给你买的一身衣料,你拿去做件旗袍吧。’我万 万不曾想到老蔡在他自己落魄无助朝不保夕的时刻,心里依然装着我,在 双手接过布料的那一刻,也禁不住潸然泪下,我抽噎着把中央对他的处分告诉他。”
“想不到‘左’倾错误这样害人!”贺子珍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和毛泽 东的遭遇,为蔡协民打抱不平。“后来呢? ”接着,她又问道。
“后来,对老蔡透露了中央秘密,我觉得对党组织心存不安,便主动地 如实地向组织作了汇报和检讨。陶铸非常生气,给我留党察看3个月的严 厉处分。老蔡如梦方醒,可他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没有被这一打击摧垮, 依然显得文质彬彬。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执著的是对党的忠 诚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最后,他听从了我的建议‘在哪里出了问题,就回 到哪里去’。回到了厦门。在厦门,他以干苦力维持生计,打石头、抬木 料……即使在如此难以自我生存的恶劣环境下,他竟然仍不忘自己是一 位共产党员,利用劳动间隙,开展革命宣传和工运斗争。
厦门中心市委见他表现不错,于1933年7月调任他为安溪县委秘书。 年底,罗明从中央苏区调回厦门主持新的福建省委工作,当他得知蔡协民的遭遇后,深表同情,严厉地批评了厦门中心市委的错误做法,决定调老蔡回厦门工作。蔡协民终于回到了党的温暖怀抱,可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重新放手大干一场的时候,厄运又降临到他的身上:1934年4月,因叛徒苏文波告密,他在慶门益安医院工作时,不幸被捕,遭严刑逼供威胁利诱, 但他临危不惧,坚贞不屈,7月,在漳州英勇就义,当时他才33岁。”
“想不到蔡协民竟是这样的遭遇! ”贺子珍也忍不住泪湿了眼眶。
“蔡协民被捕牺牲后,我和陶铸由假扮夫妻而自然演变为婚姻夫妻。 我与陶铸婚后不久,怀上了一个孩子。将要分娩时,口袋空空,陶铸只好将
他惟一的奢侈品 条毛毡拿去当了3块大洋,花了2块大洋请来接
生婆接生。我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子宫受了感染,身体极度虚弱,因为无法 哺养孩子,将出生才13天的孩子送给了别人,给了一个从湖北到福州落 户的盐商遗孀。”
“那时候我们总认为革命工作是第一位的,带孩子会侵占革命工作的 时间和精力,其实我们的牺牲太大了。”
“是呀,后来,可怜的孩子因为养母家的奶妈要喂养3个孩子,奶水不 足,被饿得像一个猴子。我送走了孩子,拖着病弱的身子忘我地工作,可是 陶铸却在此时接到党中央的通知:立赴上海,另行安排工作。”
“中央给他安排了什么工作? ”贺子珍从曾志的讲解中,对陶铸的能力 有了个认识。
“哪是安排什么工作呀丨是解职。中央巡视员朱礼治一次来到福州,曾试探陶铸对王明的看法,陶铸对王明这位吃洋而包的领导人不a视调杏 研究表示了不满,没想到朱礼治回到上海后就向王明报告。王明发了怒, 一纸空文便将陶铸免了职。结果,陶铸到了上海后,被中央拒之门外。这 样,陶铸也尝到了蔡协民当年曾领受的无奈和痛苦。后来,因叛徙告密,陶 铸被捕人狱,被国民党军法处判处终生监禁,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后才波 党组织营救出狱。”
“那你呢?你在福州还好吧?多边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行为’,‘在干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应当受到批评甚至处分’。9月,闽东特委作出一份组织决定:因曾志在恋爱问题上态度不严肃,影响团结和工作,特委决定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职务,留党察看4个月,调寿宁县做群众工作。我很不服气,但是又没有办法,只好去了寿宁。1935年2月,因国民党重兵‘围剿’,闽东苏区沦陷,我因为重病在身,与党组织与红军失去联系,被迫离开闽东,辗转福州“在陶铸走后,我受组织派遣,奔赴闽东,与叶飞、任铁锋等人一起打 游击、发展革命组织、建设苏维埃政权。在战斗中我与叶飞、任铁锋等同志互相配合,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但有些人却妒忌了,借题发挥,说我与任铁锋、叶飞关系不正常,搞广州、上海等地,苦苦追寻党的组织,直到1936年10月才在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但是,我到处找党组织,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组织决定让我去延安。”
“1936年我在延安,怎么没见到你? ”贺子珍问。
“我在路上耽误了。1937年9月我离幵上海,途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时,意外听到了陶铸出狱在武汉工作的消息,于是,我心急火燎地赶到汉 口的八路军办事处,迫不及待地给陶铸写了一张便条,请办事处主任李涛 派人送到武昌。当晚8时许,陶铸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喘着大气说:‘真 是没想到我们在这里重逢。上午收到你的信,恨不得马上要见到你,我下 午开会都坐不住了,会一幵完,立即赶到码头,因为大风,轮渡迟发,急得 我要命。还好,我现在终于见到你了,谢天谢地! ’我痴痴地听他倾诉,陶铸 说罢,盯着我看,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真的像做梦一样,陶铸则乐得像个 天真的孩子,随后我们相约到一小饭馆里边吃边聊,直到夜深人静……由 于陶铸的建议,我经组织批准,和在湖北省工委工作的陶铸一起留在武 汉,并担任了省妇委书记。后来,陶铸主持开办了汤池训练班,我被任命为 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该训练班只办了3期,陶铸就被王明第二次免了 职,他到鄂中大洪山去。我也被撤消职务,我选择去鄂西。我们又一次无奈 地道别。此后不久,我因眼病在襄樊住院,巧的很,陶铸也到同一家医院来 住院,于是我们又聚在了一块,于是两人干脆到襄樊50里外的黄龙档村 住下来,陶铸悉心照顾我养病。半个月后,我要到宜昌去看医生,陶铸就回 鄂中了。”
曾志夫妻俩相亲相爱的故事让贺子珍听得如痴如醉。
“1939年12月,我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圣地延安,进马列学校学习。在 延安,一打听,你去了苏联,于是我给毛主席写了信。主席很髙兴,过两天 就派人接我到杨家岭见面,他幵门见山地说:‘我一直都在打听你的消息, 今天见到你,好髙兴噢! ’接着,他又关切地问:‘这几年你们在哪里?蔡协 民情况如何?你们还在一起吗? ’当主席听了我的叙述,沉默无语。主席留 我一起吃晚饭,江青也来了。吃完晚饭后,主席亲自送我到门外很远处。”
当曾志提到江青时,贺子珍抽搐了一下,但是她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问道:“后来呢?”
“后来,1940年5月,陶铸由鄂中经重庆也来到了延安,不久,我们便 有了爱情的果实,乐得陶铸整天合不拢嘴。但是,琴怀孕7个月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孩子没事,我自己被摔成脑袋荡。孩子出生的时候,粗心的护 士竟然没有接住,小孩掉到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孩子命大,还是没琪。这 个女孩就是我的女儿陶斯亮。1945年,我参加完党的七大之后,响应毛主 席的号召,告别延安,南下敌占区的两湖两广地区,可没到目的地,B本兵 就投降了,我又接到中央命令,在河南就地接受日军投降。一日,陶铸接中 央电,要求他火速赶往沈阳接受新任务。我和陶铸等十多个人立即动舟, 曰夜兼程,赶到沈阳后接受新分配的工作。就这样我们也到了东北工作 了。早几天听李富春说你回国了,所以我就赶过来看你了!”
听完曾志这长长的故事,贺子珍觉得她的人生遭遇也如自己的一样坎 坷,无限感慨地说:“革命使我们女人付出太多了,希望下一代能记住他们 的母亲所走过的路。”
曾志也笑笑:“谁叫我们上过井冈山呢?我们是井冈山的儿女。”
故人相聚,有着说不完的话语。贺子珍和曾志同床而眠,枕边倾心而 谈,一直到天亮,仍然是说不尽的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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