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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贺子珍为女儿的寒冷愁肠百结的时候,新的麻烦又来了。
一天,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来了,找贺子珍谈话。
他是国际儿童院的绝对权威,整天板着脸,走路腆着肚子,俨然一副大官大员的派头,一年难见他有一个笑容,说话就是千篇一律的命令口气。他一见贺子珍,没有寒暄,也没问娇娇的病况,就说道:
“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了。”
贺子珍一听急了,连忙解释说:
“不,娇娇的病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不能回到儿童院去。”
“不行,你应该马上去干活,你的毛线活好久没交了。”院长冷冷地说。 “院长,我要照顾女儿,有些活暂时没法去做。”
院长听了贺子珍的话后,轻蔑地说:
“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贺子珍一听,立即反驳说:
“我从来不偷懒,没少干事情。我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没有白吃饭。”
这时,为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她向院长伸出她那双粗糙皲裂的手。 这时,院长无话可说,反过来质问她:“谁给你权利带走孩子?”
“一个母亲的权利!你们太残忍了! ”贺子珍据理力争。
“你是想呆在家里带孩子,不干活!你这个懒虫……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院……”院长气势汹汹地威胁。
“你胡说,我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丨”贺子珍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他,“我从来没懒过!”
“你这个女人,你有什么权利烤火,你算个什么人?”
在这位院长看来,贺子珍再也不是苏共兄弟党的领袖的夫人,而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贺子珍的反抗更让他怒不可遏,歇斯底里了。
贺子珍十四五岁参加革命,是枪林弹雨、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战 士,严守着人的尊严和不畏强权的秉性。她完全读出了话里的潜台词,但她怎么会向强权屈服?立即回答他:“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室内零下40多 度,生重病的孩子怎么受得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子做的!”
贺子珍的回答更是惹恼了暴怒的院长。
他是国际儿童院绝对的权威,从来没有受到过别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这种批评及冷嘲!他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用俄语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的话,越说火气越大。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贺子珍没有完全听懂,但最后两句话听懂了:
“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听了她的话,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她的血顿时涌到了头上,苍白的脸一下变得通红。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这些日子来所受的委屈, 所积累的不满,一下子爆发了。她的声音颤抖着,同他吵了起来。她逼视着 院长,要他回答:“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利,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院长无话可说,只是恶狠狠地盯着贺子珍:“走着瞧吧!”说完,就撒手气呼呼地走了。
虽然双方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是,事情过去了,贺子珍生了几天闷气,也就把它丢下了。
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争吵竟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她来到门口一听,来人边敲门边小声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
贺子珍听出来人是一位与她要好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留下 来,也是因为她遇到了个人的感情问题,因此,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并且最后也随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城来。平时她跟贺子珍常有来往,而且关系相当好,应该说,她是贺子珍在苏联时最好的朋友。
当贺子珍听出是好朋友的声音时,她很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嗔怪地 说:“是你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
然而,当她把门一拉开,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 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他们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 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
贺子珍被这一幕惊呆了,她出于自我防卫,本能地挣扎着往屋里逃, 嘴里一面说:
“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
“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
贺子珍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她马上想起前次与她争吵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的话!
她拼命地反抗,大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
“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 ”穿白大褂的人呵呵大笑,野蛮地拖着贺子 珍往外走。
“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女儿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贺子珍边说边想走到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抱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同女儿分开,但是,大汉们拽着她往外拖。她先是一把抓住了床把,想借助床的力量,留在屋里。但是,瘦弱的贺子珍怎么敌得过几条大汉。
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她硬是被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
娇娇被从梦中吓醒,惊惶失措地看着这场妈妈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惊心动魄的搏斗,她吓得大哭起来,喊着:“妈妈!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想扑过去救妈妈。但是,她被这些穿白大褂的人一把推开了。接着,贺子珍被人架走,娇娇趁着混乱没有人理会她时,爬上了窗口,跳到了屋外。
她家住在楼的底层。然后,她越过了沟,躲进了小森林里,藏了起来。
但是,很快她就被人找到了,并被重新送回了国际儿童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