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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毛泽东到达延安后,延安便成为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城堡,成为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灯塔和新时代的标志。它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大批的有志青年冲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圣地,投奔中国革命。其中,也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和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
毛泽东也是位好客的人。他喜欢与人交往,在交往中,获取新信息,吸收新文化,开阔新视野,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因此,别人慕名而来,他也乐于应酬,与他们交谈。
1937年1月底,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继斯诺之后来到了延安,作为期7个多月的采访。
史沫特莱是美国人,是《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她的翻译兼秘书,叫吴莉莉,也叫吴光伟。吴莉莉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电影,与史沫特莱形影不离。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
史沫特莱和吴莉莉来到延安时,在革命队伍里一直盛行着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结果,她在延安掀起了一场交谊舞热潮。
对此,她后来回忆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題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这就是延安早期的交谊舞,多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隐蔽半公开。但是,交谊舞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 虽是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出现了私人性质的交谊舞晚会。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延安公开举行的晚会中了。
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对交谊舞感兴趣,学跳交谊舞的人也越来越多, 终于交谊舞会开始在延安兴起来。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鲁艺大礼堂、自然科学校礼堂、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马列学校大礼堂,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谊舞会。
交谊舞当然少不了音乐和伴奏。各个舞会的音乐伴奏很简单,多是些现场乐器演奏。什么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什么竹笛、二胡,全都用上了,其中多数乐器都是临时手工制作的;一部分人吹打弹唱,大多数人在黄泥土的地上翩翩起舞。
交谊舞给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带来了一股新气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舞场上,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那些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显得更加别致。人们都把交谊舞会看成了时尚和社交的十分重要的场所。
在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髙的, 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
开始时,贺子珍和一些首长夫人对交谊舞感到新鲜,也去光顾。跳了几次后,很快,她们发觉不对劲了,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 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并且因为跳舞,舞场时常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不时传出“xx”和“xi”恋爱了的消息。渐渐,这些“老革命”把交际舞看作是外国的“一种恶习”,大有上当的感觉,于是集体抵制跳舞风。
但是,毛泽东在工作之余,也是舞场中的常客。对此,毛泽东后来曾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 (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毛泽东的舞伴,多是史沫特莱的女翻译吴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