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父亲当秘书、任后方办事处主任、被解职--贺子珍

1930年8月7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 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几天后，又获 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 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18日，在万载一军团又彳导悉湘军追击 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 文家市的命令。贺子珍和曾碧漪也携着铁皮箱子随军急进。

20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 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 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 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意义重大。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23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 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 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3万多人，成为此时最强大 的工农武装力量，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并且，成立中共红 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 少人主张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 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 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9月2日，红一方面军向长沙发动总攻。这次战斗异常激烈。一军团长 林彪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 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3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结果被红一军团 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10日，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发动对长沙的总攻 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11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在战斗 中，担任新编第八军政治委员的刘辉霄牺牲，时年30岁。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16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 没能实现，此时桂系李宗仁和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于是，毛泽东当 即提出先消灭张桂军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这样，就可以把红一方面军 调到机动位置上。因为并没有放弃打长沙和武汉，这得到了要打长沙的干 部的赞同。

9月12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命 令宣布，为实现“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方面军决定“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

9月13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向吉安集中的训 令——《关于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于是，从9月14日起，红一军闭开 始向萍、攸、醴三县进发，并在三县筹款，发动群众，建立政权。部队终于从 久攻长沙不克的困境中走了出来。

28日，红军到达袁州。就在这时候，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长江局军事 部负责人周以栗来到红一方面军，带来了上月29日中共中央要红一方面 军围攻长沙的指示。其实，这时中共中央已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和 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 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只是由于交通阻隔，中央长江局和红一方面军前委 都没有收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周以栗，同他彻夜长谈。周以栗曾在武汉中央农 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务主任，在毛泽东手下工作过，两人关系融洽，交谈 也较为随便，推心置腹。周以栗被说服了，感叹地称赞毛泽东：“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9月底，红一军团由袁州、萍乡、攸县等地向吉安方向开进，红三军团 由萍乡以南向清江方向开进。红一军团担任攻吉主力，红三军团担任切断 赣江交通和阻敌援吉部队的任务。

吉安，是一个被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长期围困的孤城，周围都是苏 区。守敌邓英部不足三个团，早已被围得整日提心吊胆。打下吉安，可以使 周围的苏区连成一片。毛泽东准备实施吉安之战。

然而，好事多磨。就在毛泽东率总部走到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叉路口 时，迎面走来了赣西南地方党负责人李文林。李文林曾于几个月前赴上海 参加了立三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回来后负有传达的使 命。李文林告诉毛泽东：“中央还要你们去打南昌！”

毛泽东听了，平静地用手指着正在行进的队伍，说：“我们准备去打吉 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出发了。”

看到这种情况，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10月2日，毛泽东、朱德下达4号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4日，红军 胜利攻占吉安，俘敌2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 文家市的命令。贺子珍和曾碧漪也携着铁皮箱子随军急进。

邓英见势不妙，在红军进攻前利用暗夜溜逃。

攻占吉安后，周围几个县城的靖卫团都跑了，红区联成了一片，到处是红旗招展。

打下吉安后，贺子珍立即前去赣西南特委。赣西南特委是1930年2月 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合并而成，贺焕文由于在赣西特委担任文书工作， 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完成任务好，在赣西南特委担任后方办事处主 任。但是，贺子珍兴冲冲地来到特委时，却被告知：“贺焕文被解职，到陂头 列宁小学教书去了。”

原来，在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特委某些领导认为贺焕文是店老 板出身，成分不好，不适宜在党、政机关工作，而解了他的职，把他安排在 陂头的列宁学校里教书。贺子珍听到这•-消息，怅然而归。

但是，当她回到住处时，妹妹贺怡正在等她。自从1929年2月东固一 别，姐妹俩没见过面，这一次别后重逢，贺子珍姐妹十分欣喜。但是，贺子 珍又发现妹妹有些新变化，盯着妹妹仔细地看。

“看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啊！”贺怡笑着说。

贺子珍摇了摇头：“经过这么多的战斗，你也成熟多了啊！”

是的，别后这一年内贺怡经历了许多事情。

然后，贺怡向姐姐讲述了自己这一年多的甜酸苦辣的经历。

原来，1929年2月，贺子珍和毛泽东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贺 怡仍留在赣西特委工作。一天，赣西特委书记唐在刚来到贺家，贺焕文夫 妇泡茶招待。

唐在刚说：“老贺，我来是想给贺怡提媒，有个合适的人，征求征求你 们夫妇的意见。”

此时贺怡已经18岁，正是出嫁的年龄。

贺焕文夫妇忙问：“对方是谁？”

唐在刚说：“你老都认识，就是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

刘士奇是1923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已有28岁了，比贺怡大10岁。 据说是小时候患过一场病，脱发较多，所以不论天冷天热都戴着一顶帽 子，显得有些老成，在赣西特委有“老夫子”之称。

对于刘士奇，贺焕文夫妇早就认识，并且对小伙子印象也不错，没说二话，就应允了这桩婚事。

当晚，刘士奇就请了贺焕文夫妇的客。

1929年4月，贺怡在父母作主下与刘士奇成婚。但是，由于年龄、经历和性格的差别，婚后生活并不愉快。

婚后不久，刘士奇由秘书长一跃担任了中共赣西特委书记，贺怡也被当选为特委委员，并任特委妇女部部长。贺怡的父亲也调进特委机关当秘书，负责抄抄写写，母亲负责打扫机

关院落，一家人全都参加了革命。不久，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在赣西南特委成立后，贺焕文又调任后方办事处任主任。这些都是刘士奇一手操办。父母高兴感恩，而贺怡却感到压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时间到了 1930年8月中旬，刘士奇受 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而受到批评，撤销了特委书记不讲，又要限期调 离赣南到上海接受教育。刘士奇离开根据地赴上海后，再也没有回来，不 久又传来了刘士奇在上海另有所爱的消息。这一下把贺怡击倒了，几个月 后她才振作起来。

但是，由于刘士奇的影响，贺焕文解职到陂头小学教学。贺焕文不计 较个人得失，乐意去当教员。他厚实的国文功底，在学校里得到了充分的 发挥，很受学生们的喜爱。

贺怡也受到了审查。刚刚几天前，赣西特委对贺怡的工作审查结论出 来了：“与刘士奇无关，工作尚有成绩。”特委并要她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好好工作。

贺子珍没想到短短一年中，妹妹和家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颇有 感慨。她安慰妹妹说：“刘士奇走了就走了，不要惦记他！你又没什么错，以 后会有一个爱你的人的。”

“但愿如此吧！ ”贺怡淡淡地说。

随后，贺怡陪同姐姐前往陂头，看望了在列宁学校里教书的父母。 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5万多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尤其是毛泽 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更是使蒋介石寝食难安。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的胜利后，立即把 主要兵力转向红军和苏区，以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蒋介石 气势汹汹，声称要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